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
接受
英国汉学界
复杂性理论
符号翻译
摘要:
中国文学域外交流是世界文化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增进理解,求同存异,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有机整体,在哲学认识论上应该超越极端的文化普世主义和极端的文化特殊主义。复杂性理论(简称“复杂性”),源于自然科学,是对西方科学研究和思维上的还原论或简单论范式的突破,就文化差异性的认识论而言,处于上述两个文化极端主义之间。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接受研究,已开始关注特定读者群体并引入全球视野。但中国文学的域外接受问题一直是学界公认的文学译介研究的薄弱环节,且学界在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域外接受时,基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程度不高,在原因分析上多基于中西方二元对立的假设,忽略了具体读者群体的能动性以及域外接受过程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英国汉学界的组织和管理内容既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英国汉学界的三个机构层面,即:英国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大纲的构成、中小学汉语教学对文学文本的使用、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的文学推广活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的接受研究提供彼此相对独立且又相互联结的场地,提供可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接受情况的宏观图景。以复杂性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域外交流以及从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考察中国文学在英国汉学界的接受情况,国内外目前相关探索尚少。南非翻译研究学者科布斯·马雷(Kobus Marais,2014;2019b)在复杂性视阈下提出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不但提供一个囊括所有“翻译性”现象(包括语际翻译)的综合定义,而且有助于把翻译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其它领域里社会实在的涌现。本研究结合世界文学、社会叙事学的相关概念,通过对相关档案、政策文献、数字化网站资料等的爬梳和邮件调查研究,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2010年代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的流通和阅读模式。然后以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和方法论为依据,将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趋势以及读者的总体阅读模式倾向看作是从符号过程中涌现的形式,尝试用“吸引子”(符号过程中使事物趋向于特定路径的稳定态势)和“约束”(特定路径中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两个主要概念,分析促使相关趋势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文学域外交流的启示。在厘清复杂性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以及考察英国汉学近十年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群体(高校、中小学、文学推广组织)中的流通和阅读模式的趋势如何?这些趋势产自哪些内部要素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二、复杂性视阈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的接受研究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和研究的启示。本研究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本论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的各自接受情况,以及由此构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接受情况的全局景观。与很多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接受不畅的研究结果不同,该全局景观表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这个边缘的群体里活跃地存在着。二、本研究尝试用“吸引子”和“约束”两个主要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的接受情况进行复杂性解读。结果发现:从接受内部状况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三个独立机构的流通和阅读模式所呈现的趋势,一直处于过程中,本身既是结果也是原因,约束着文学的流通和阅读模式的下一个趋势甚或路径。相关趋势的呈现,有对人文学科宏观背景和区域研究实用主义的回应,也受文学本体、接受主体的物理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等因素互动的影响;从接受整体景观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国汉学界的流通和阅读模式的全局景观,尤其是在三个机构层面的流通模式所呈现的宏观趋势,有相对于中国经济崛起、英语世界长时期以“文革回忆录”为主的中国文学叙事、整个西方人文学科发展背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中西元叙事的回应,构建了多样性当代华语文学概念叙事,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通和阅读模式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必然面对中西元叙事带来的张力和一些不可能性。总体而言,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趋势和多样性当代华语文学叙事的构建,有针对之前盛行于英语世界“文革回忆录”为主的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熵减过程,有针对英国汉学实用主义发展倾向的熵减过程,也有针对中国推动的文化“走出去”工程的熵减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张力和潜藏的元叙事话语中,在英国汉学界三个机构层面,乃至整个英语世界,获得后世生命。三、本研究指出一些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研究中未受足够关注的问题,如中西元叙事的约束,英语世界流通的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与读者阅读心理和期待之间的距离等,并在复杂性视阈下,从认识论、方法论、世界文学(普世)价值思考等方面,尝试为如何认识和实践中国文学及其它文化形式的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