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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法典》   智慧产权   法律改革   智慧产权保护  

摘要：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般直译为“智慧产权”或“知识产权”，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智慧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智慧产权的保护已成为促进创新、保护创作者利益的关键议题。我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中国智慧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法典》中明确了智慧产权的法律地位，也引入了如惩罚性赔偿等新的法律概念，加强了对智慧产权的保护。本文深入分析了《民法典》在智慧产权方面的新规定，探讨了具体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整体法律框架下的意义，旨在理解中国法律体系在智慧产权保护方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滥用高频交易   市场操纵   司法解释  

摘要： 高频交易是金融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的产物,本文对近年来在我国金融资本市场中愈发普遍的高频交易展开讨论,以研究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高频交易在促进市场流动性、完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金融资本市场中不可缺失的部分,但同样要看到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一方面有不法分子利用高频交易的隐蔽性操纵市场,破坏市场交易秩序;另一方面高频交易本身也伴随着巨大风险,全国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因高频交易失控造成过市场混乱。因此,了解高频交易的内涵,辨明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本质,完善刑法规制路径有利于实现高频交易在我国市场中平稳发展。 第一章是对滥用高频交易的概述。首先笔者介绍了几个国家或地区对于高频交易的定义,明确高频交易的最大特征是交易速度极快而非交易频率高。然后在从各国司法机关对于滥用高频交易的态度出发,论证将滥用高频交易定性为操纵市场的合理性,并且根据高频交易的特性给出了“滥用”的标准,讨论“滥用”的对象应当包含“交易策略”和“交易速度”,“滥用”的含义应当包括“越权使用”和“不正当使用”两方面。另外,高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也蕴含着许多问题,首先是由自动化交易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的放大,还有高频交易的掠食性策略导致市场生态趋同问题,并且高频交易会造成不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这些问题都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章以“伊世顿”案为例,分析司法机关对于该案的认定思路,从交易订单数据入手剖析其操纵市场方式,确立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并以此案为引,剖析我国目前法律体系对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规制困境。通过对比我国和外国对于高频交易的监管体系,来发现我国目前监管体系存在不足,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我国操纵期货、证券市场罪的历史流变出发,探究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在规制滥用高频交易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试建立我国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评价体系。首先讨论了建立评价体系的必要性,有了标准才能够正确区分合法与非法行为的界限。接着探究操纵市场行为本质,提倡在我国应当采取滥用优势地位说,因为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本质就是滥用超高速交易优势,因此将其定性为操纵市场行为具有合理性。最后,通过分析滥用高频交易的行为特点,给出滥用高频交易行为的主客观评价标准,主观方面应当不具有真实成交目的,客观方面实施了扰乱市场的行为,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被定性为滥用高频交易行为。 第四章讨论如何针对滥用高频交易完善我国的刑法规制路径。首先根据前文介绍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较早的美国、德国关于高频交易的监管制度,借鉴其先进监管经验,给出关于加强我国关于高频交易的监管措施。介于操纵市场行为涉及行政法和刑法两个领域,因此要做到区分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加强刑法与前置法律法规的联动,做到全方位规制滥用高频交易的行为。最后,为了保证刑法条文的稳定性,笔者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手段,一味的增加“明示条款”并不能从根本解决目前《刑法》182条及其司法解释适用条件不明、范围清的问题。想要让刑法囊括所有的操纵市场行为,就必须锚定其“滥用优势地位”的实质,一方面用从法理内涵出发加强兜底条款的准确适用性,另一方面通过及时更新司法解释保证刑法对新型犯罪手法的跟进,从而发挥法律法规对司法实践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 敏感个人信息   数字时代   过错责任原则  

摘要： 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和变革中,个人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的潜力和价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信息处理者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诱惑下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方式收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主体甚至无法知晓其敏感信息被处理的时间、结果。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的制度措施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规范,以保护信息主体的利益,促进数字时代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文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对敏感个人信息做出了规定,标志着敏感信息保护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尚未确立敏感个人信息的基础性权利,信息主体在进行维权时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并且行为规制模式存在漏洞。其次,数字时代敏感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不明确,列举保护方式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变革,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方式过于概括有待进一步细化。再次,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被架空。具体表现为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模糊不清,以及知情同意规则面临名存实亡的挑战。最后,敏感个人信息的侵权救济存在制度困境。归责原则的统一性无法体现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别保护,最低损害赔偿标准的欠缺导致信息主体维权成本难以覆盖,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过于严格和人格利益的保护精神相违背。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创设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权,通过权利化的路径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同时将敏感个人信息的权利性质界定为具体人格权。其次,准确界定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通过场景考量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界定。再次,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界定特定目的的内涵,以公共利益审视必要性的合理范围。最后,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侵权救济途径,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设置最低损害赔偿标准并降低精神损害赔偿的门槛。

关键词： AI换脸   一键脱衣   深度伪造   数罪并罚   社会法益  

摘要： 利用AI换脸制作淫秽物品、冒用他人身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不仅对社会法益造成侵害,更直接危及个人法益。现有解释论没有重视此类行为对个人法益的严重侵害,而是偏爱以保护社会法益的罪名处罚,甚至不惜进行类推解释,但仍然难以实现对AI换脸行为的全面规制。由于处罚不均衡而产生的立法论忽略了犯罪竞合对数罪并罚的限制,使立法目的不能实现,而通过法益和罪数的充分评价实现数罪并罚后立法论便没有存在的必要。犯罪认定的目的是对行为的违法性实现不重复、不遗漏的评价,AI换脸行为侵犯异质法益时应成立想象竞合,存在数行为时应进行充分评价以实现数罪并罚,不能以牵连犯理论或选择性罪名为由择一重罪处罚。

关键词： 经济法责任   独立性   立法   司法   执法  

摘要： 经济法是我国在发展实践中，基于国家经济发展实情及公共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所制定的对国家整体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在保障国家经济稳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经济法发展起步偏晚，虽然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但与其相配套的法律责任则仍未定性。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相关内涵，然后分析了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基础及必要性，最后探讨了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实现路径，以供参考。

关键词： 身份关系协议   纯粹身份关系协议   参照适用   合同编规则  

摘要： 《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对原《合同法》第2条第2款做出了颠覆性修改,规定身份关系协议可以根据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则。纯粹身份关系协议不具有财产性内容,与财产法性质的合同编规则如何适用衔接的问题亟须解答。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什么是纯粹身份关系协议,二是什么是参照适用,三是哪些合同编规则可以以及如何被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参照适用。 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是指具有或者即将具有身份关系的主体之间订立的,旨在产生和消灭纯粹身份关系的协议。纯粹身份关系协议的本质仍为意思表示行为,内容上具有事实先在性,具有身份性、非财产性、法定性、要式性和情感性的特征。对纯粹身份关系协议范围的确定首先要排除身份情谊行为,其次对第464条的“等”字进行考察,最终明确纯粹身份关系协议的范围,包括结婚、离婚协议(不包含财产分割内容)、监护协议、收养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等。 参照适用条款是一种引致性规范,作为一种立法技术,须探究其与近似概念直接适用、类推的联系和区别,并指出其在体系化、立法和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功能。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在参照适用时受到适用顺序和次数的限制,只有在身份法和总则编无规定时才能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还要谨慎进行“二次参照适用”。合同履行、保全、变更、转让、权利义务终止以及违约责任规则或者与身份法理念和内容冲突强烈,或者身份法上已有相关规定,因此均不具有参照适用空间。 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可以参照适用的合同编规则主要是合同订立规则和效力瑕疵规则。就合同订立规则而言,结婚、收养协议的订立过程无法与要约-承诺规则类比并参照适用;结婚可以参照适用缔约过失规则。就效力瑕疵规则而言,婚姻缔结中不存在显失公平;可以参照适用虚假意思表示规则,其中,真意保留的婚姻有效,通谋虚伪的婚姻原则上可撤销、例外转为有效;婚姻关系缔结过程的复杂性、重大性以及由此对当事人产生的高度注意义务,决定了不可参照适用重大误解规则;对欺诈规则的参照适用须分具体情况进行考察,其中,人身性欺诈部分归于无效,部分可撤销,财产性欺诈如造成较大损失则可撤销。

关键词： 自动驾驶汽车   交通肇事   主体地位   注意义务   因果关系  

摘要： 自动驾驶汽车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造车经验丰富的传统车企还是科技实力雄厚的互联网企业,都想在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取得一席之地,普通民众对自动驾驶汽车这一新兴行业充满期待,也纷纷在互联网平台发表个人看法。自动驾驶汽车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但是自动驾驶汽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安全,近年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在国内外频频发生,引发了社会不安。与传统汽车相比,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仅由人类操控,自动驾驶系统拥有强大的自我感知能力、自我决策能力和自我执行能力,这使得刑法规制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犯罪时更为复杂。 传统汽车时代,驾驶人驾驶传统汽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行人死亡,驾驶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自动驾驶时代,随着智能水平的提高,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部分脱离甚至完全脱离了人类驾驶员的控制,人类驾驶员没有实施驾驶行为,根据“无行为即无过错”理论,自动驾驶系统不是合格的刑事责任主体,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若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销售者、算法编译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或者疏忽大意的过失导致了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应当承担产品领域的刑事责任,而不是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是否是合格的刑事责任主体不能一概而论,L0—L2级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与传统汽车使用者角色地位无异,L3级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仅在未履行紧急接管义务时承担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L4和L5级自动驾驶汽车完全由自动驾驶系统操控,使用者不是合格的刑事责任主体。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犯罪行为是出于行为人的过失心态,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因此严格认定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相关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范围至关重要:自动驾驶系统不是合格的刑事责任主体,不存在注意义务;生产者、销售者的注意义务来源于一般的法律规范、专属于自动驾驶行业的技术规范、对产品的承诺和提醒、警示和召回义务;系统编译者的注意义务主要包括道路通行规则纳入自动驾驶系统识别范围、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的技术规范、谨慎编译义务和事后监督义务;L3级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包括驾驶前的检查义务、及时接管义务和警觉义务;L4和L5级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仅仅承担形式上的检查义务。厘清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犯罪潜在责任主体后,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和前瞻性原则,根据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犯罪的特征,按照客观归责理论并吸收条件说合理成分的归因标准,对潜在责任主体进行追责,并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修改,使其适应自动汽车时代交通肇事频发的特征。

关键词： 罪刑法定   非法经营罪   明确性   解释权力   实质解释论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表述，但诸多细节仍有探讨余地。定罪量刑所依据的“法”可以是：《刑法》及其他部门法，“法”的最终解释权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尽管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通过实质解释论指示的方向，罪刑法定原则便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