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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序良俗原则   司法适用   类型化研究  

摘要：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一项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概念模糊、适用范围模糊等。法庭只是将其用作一种方法，以提高判决的可信度；在不探究其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借助于公序良俗原则而规避其对具体条款的适用。要想更好地解决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上的适用问题，需要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对其运用进行规划，并对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条件进行类型化研究。

摘要：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它必然以私人自治为其构成原理和基础，尊奉“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精神。然而，按照密尔著名的“伤害原则”，法律为底限道德，不可能无缝对接社会生活，禁止损害特定他人和抽象社会的一切行为。公序良俗即民事立法者用于克服法律这种固有局限性的工具。其思路是：若法律未禁止的某个行为违反了社会底限道德，行为人不仅无法实现其追求的私法上的效果，反而可能因此遭受惩罚。如此，在法律滞后于社会生活时，立法者无须修改法律，也能经由公序良俗，与生生不息的社会道德同频共振。

关键词： 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混合法益说   “知情同意”原则  

摘要：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各种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渐完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上传以及获取信息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其中大量个人信息的公开。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变得更为容易,但这同时导致了越来越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发生。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的价值显而易见,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刑法对其在保护上尚有不足,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界对处理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仍存在很大争议。 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路径,刑法保护法益和保护范围的厘清是必不可少的。对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法益来说,混合法益说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根据信息主体对于信息公开的自愿性不同,刑法保护法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公民个人信息为自愿公开时,刑法应当更偏向对其中个人法益的保护。当公民个人信息为强制公开时,则应当倾向于其中超个人法益的保护。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可识别性”这一标准。同时由于刑法的谦抑性等原因,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也与其他部门法有着细微的差别。对于构成“合理处理”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中“已公开”范畴的界定,应当坚持信息的完全开放以及信息公开的合法性。同时根据信息公开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可以将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范围分为合法而自愿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合法而强制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 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应以混合法益说为基础,结合对保护范围的类型化思考,对不同类别的信息采取不同的保护路径。在保护合法且自愿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时,应当在坚持“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上,借用“弱同意”理论,来认定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在保护合法且强制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时,要充分考虑这类信息的公共属性,从而对“合理处理”设定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同时对信息处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要求;在保护非法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时,则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对信息公开非法性的主观认识。

摘要： 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审理案件必须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现选登已入库劳动人事争议案例，以飨读者。1用人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关键词： 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认罪认罚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的基石。但是该原则在司法适用时，却遇到了错误入罪理念的倾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兜底条款的滥用等问题。而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争议可以总结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原因。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理论上存在“一点论”与“两点论”之争，如果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将“要定罪处罚”置于第一顺位，就会导致司法机关只以追求定罪为目标，对兜底条款的适用也是偏向于扩大解释，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所以，应当重申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即有利于被告人精神，这是由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弱者地位所决定的。贯彻有利于被告人精神，才能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得到真正落实。

关键词： 民法典   产业政策   国家治理   数字经济  

摘要： 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于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民事立法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民法典对于推进治理现代化、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提升产业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意义重大。民法典为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守正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同时产业政策也在地方立法、质量法治、数字治理等方面与民法典等法律发生交汇碰撞。应当综合运用政策与法律两种手段，推进产业政策法治化，更好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被害人问题   刑法学   权益   保护  

摘要： 在刑法学领域，被害人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上刑法主要关注罪犯的责任和惩罚，而被害人的权益和需求在司法体系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近年来社会对于被害人问题的认知逐渐提升，构建更为人性化和公正的刑事司法体系势在必行。本文对被害人问题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刑法学对被害人的保护机制，并探讨这一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结合刑法学的要求提出了对应的优化方法，旨在为刑法学加强被害人保护，构建公平、公正的法治生态提供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刑法家长主义   理论证成   干预模式  

摘要： 刑法家长主义是以一种“家长——子女”的模式来建构刑法与公民的关系,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契约论解读刑法的新思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往往伴随着更为严重的后果从而导致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害,只有在对刑法家长主义内容做出新的解读和阐述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基础框架来考虑公民权利与刑法家长主义的关系。基于此对于刑法家长主义的正当性论述需要结合道德的法律强制、自由主义学派相关论点以及作为一种干预模式的特点三方面进行阐述。因此,在干预模式研究设定时,需要干预目的的限制、干预范围的厘定以及干预内容的廓清,从而厘清建构刑法家长主义的模式,形成对各种被害人问题进行解释的思想框架。 本论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从以下四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通过对彭玉伟杀人案基本案情分析,提出论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该案例背景下法律以家长之名进行干预是否正当、法律强制与自我决定权的边界何在、作为刑法干预模式的机制如何确立。 第二部分重点对刑法家长主义的正当性进行证成。首先以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为基础确定刑法家长主义与道德内涵的紧密联结。其次对自由主义学派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观点否证得出刑法家长主义从被害人角度替代被害人去思考的家长主义正当性立场,最后结合刑法维系社会角度保护底线规范角度以国家治理功能策略导向、个体自由或利益的需要、弥补谦抑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缺陷三方面表明刑法家长主义作为一种干预模式的正当性。 第三部分通过对刑法家长主义干预的限度条件分析。表明刑法家长主义干预目的为保障公民的尊严、干预范围的厘定为明确权利空间、干预内容的廓清为排除道德的强制。 第四部分旨在构建刑法家长主义干预模式,该部分在司法、立法以及裁判三个角度进行总结,提出应设置刑法家长主义类型化的司法运作模式、平衡家长主义逻辑与个案价值判断的关系并确立可接受的裁判路径应对社会异议风险进行刑法家长主义干预模式的建构。 本文将通过对刑法家长主义的理论证成和干预模式的研究,深入探讨刑法家长主义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对彭玉伟故意杀人案的案例分析引入,提供实证支持和实践经验,为刑法家长主义的发展和应用提出新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网络淫秽直播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组织淫秽表演罪   刑法规制  

摘要： 近年来随着直播平台的持续升温,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网络淫秽直播的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中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一现象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法律规定,也对司法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法律从业者需精准界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组织淫秽表演罪”的适用边界和法律释义。通过深化对法律条文的细致阐释,不仅可以降低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还能保障司法机关在审理网络淫秽直播案件时,根据明确的法律标准,将责任人准确地定位于特定的个体或团体。本文系统探讨网络淫秽直播行为的立法背景与司法应对态势,通过综合剖析国内典型案例,对网络淫秽直播行为的疑难问题仔细分析,特别是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具体界定与认定进行深入探究。由于网络直播行业准入门槛的宽松和潜在犯罪收益巨大的诱惑力,该领域目前频繁涌现出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尤其是网络淫秽直播犯罪,不仅严重破坏了原本健康的网络直播生态,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揭示网络淫秽直播刑法规制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对罪名适用的争议、网络直播平台责任规制的不足等,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刑法规制策略。这些建议旨在明确司法实践中罪名的适用范围,以及明晰网络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等。通过综合前述分析与建议,为强化打击网络淫秽直播犯罪的法律规定贡献新的思路与方案,以期提升法律干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应对网络淫秽直播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加大对网络直播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并加强对网络直播领域的监管与整治,以切实保障网络直播产业的稳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法理   法理学   法理实践  

摘要： 法理学作为法学本科教育阶段核心课程，往往以理论深厚、语言晦涩、不易理解而令学生手足无措。对法理的实践性探索，不仅有助于将法之理论与法之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法理、应用法理，也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实践提供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