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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书以立体的视角向我们全面展现了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是如何实现法律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不仅从组织机构、法律制度等方面横向展现了该组织的运行机制，也从成立过程、成就与挑战中纵向的展示了该组织的历史演变，条理清晰，脉络明确非洲商法协调组织（OHADA）是20世纪末最成功的非洲法律一体化组织。《非洲商法协调组织》从五个部分探讨了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分别研究了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成立、机构、统一法、争端解决机制与成就和挑战。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   案例教学法   刑法教学  

摘要：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具有良好法律理论知识和熟练法律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中等职业教育法律事务专业是培养我国需要的具有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素养人才的基础,是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案例教学法因具有灵活性、生动性以及有效打破理论与实践屏障的优势,受到法律教师的喜爱。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案例教学法处于探索阶段,案例教学法在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中的使用尚不成熟。因此如何让案例教学法在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中既能够符合中职学生特点、又能够遵循刑法学科特点进行有效教学,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案例教学法在中等职业学校《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中的应用展开研究。首先对案例教学法的相关概念和特点进行概括,结合建构主义理论、发现学习理论和实用主义教学理论探讨案例教学与《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的契合性,并阐述中职学校《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分析目前在《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其次,结合针对上述原因,结合中职学生特点和《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学科特点,从课前准备、课程实施以及课后评价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后,根据完善措施和已有的案例教学框架,提出具体完善的《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流程与思路。以“正当防卫”一节为例,设计具体教学过程,提出对案例教学法如何更好结合《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的思路。 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如下:1.案例教学法在《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应用的合理性;2.案例教学法在中职刑法课程中主要有“案例选择与准备、案例展示、案例分析与讨论、总结与评价”四大环节。在具体的刑法案例教学中,根据需要适当对教学环节进行调整;3.要改善案例教学在《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教学中的问题,需要多方面进行,如建设刑法案例教学库、加大教师案例教学培养力度、完善教学评价机制等。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   人格尊严   人身自由  

摘要： 通常认为，一般人格权概念起源于德国，德国法将“人的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核心价值。我国《民法典》没有照搬这种说法，而是以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基于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而产生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条款是一种框架性条款，而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受民法保护的法益，包含“人格尊严”及“人身自由”两大核心价值。具体来说，人格尊严一方面指主体请求法律保护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能力，另一方面指主体因其民事权利能力而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抽象总和；人身自由指每个人在全部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格尊严实现有关系的所有人身自由。其中，人格尊严乃人身自由的渊源性价值，其为人身自由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及方向指引。

关键词： 大数据   个人信息   权利属性   处理原则   救济机制  

摘要： 大数据时代,以大数据为表现形式的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商业价值与日俱增,成为各大数字化企业抢夺的重要资源,由此带来的是,个人信息的侵权现象愈加严重,目前法律对当下不断涌现的新型个人信息侵权问题的处理不够有力。因此在立法的角度,需要明确、引入相关规则,形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满足时代需要。 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对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足做出研究,通过借鉴我国其他权利的保护模式,有针对地提出解决对策。 第一章分析了大数据视域下个人信息的基本理论和民法保护的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个人信息指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信息主体产生的与身份相关并对信息主体具有价值性的信息。个人信息蕴含人身属性、财产属性、社会属性。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价值与日俱增,如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屡禁不止,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第二章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一是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个人信息的保护定位模糊,《民法典》并未对个人信息确权,在具体适用中,与隐私权存在混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不明确。二是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存在困境。“告知-同意”规则存在漏洞,具体体现在“同意”不是信息主体真实意愿、隐私条款形同虚设、信息主体不重视个人信息;目的限制规则存在弊端,具体表现在信息处理目的难以在收集阶段完全确定、忽视了个人信息的利用价值。三是个人信息救济机制不健全。归责原则单一,信息主体举证难;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损失难以量化,获取利益难以确定。 第三章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对策。一是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确立个人信息权;分级保护个人信息,采用“社会一般人”标准判断信息是否可以识别特定主体。二是完善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对不同分级的个人信息采取不同的“同意”标准,引入“合理性”作为考量标准;对目的进行限制,同时放宽一般个人信息的适用范围。三是完善个人信息侵权救济途径,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引入无过错原则、惩罚性赔偿规则;设置最低赔偿标准;利用个人信息许可合同违约责任救济。

关键词： 职务代理   职权范围   组织风险   表见代理  

摘要： 职务代理系以团体组织中的职位为基础且持续产生代理行为的特殊委托代理，其价值体系由团体自治与交易安全共同塑造。职务代理的职权范围可以依据法律、章程和交易习惯从相应的职务进行推断。针对职务代理职权范围，《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1条通过“以日常交易为原则”与“以重大交易为例外”的立法设置使职务代理权的权限最大化。《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从属于第172条表见代理的情况，职务代理权人逾越职权范围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的可归责性属于组织风险。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职务代理权限范围的限制可以分为法定限制、约定且公示限制与约定不公示限制三种类型。在效力上，法定限制可以对抗善意相对人，但是约定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关键词： 加密货币   法律属性   盗窃罪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摘要： 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窃取加密货币行为的认定存在盗窃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分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严重,根本原因是对加密货币是否属于刑法保护的财物存在不同认识。财产犯罪说肯定加密货币的经济价值,认为加密货币属于合法财产,应当受到财产犯罪的保护;数据犯罪说则认为加密货币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且其合法性已被相关监管政策否定,故以数据犯罪进行保护更为适宜。 数据犯罪说的论证思路存在缺陷,仅否定加密货币的财物属性不能论证将窃取加密货币行为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合理性,数据犯罪认定路径本身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加密货币具有数据的技术外观不等于其法律属性亦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数据的法律属性应取决于其承载的信息的内容。加密货币蕴含的经济价值是难以否定的,窃取加密货币行为主要是夺取加密货币中的经济价值而非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以保护社会法益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行认定有所不当;其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行为方式必须是以包括“侵入”在内的“技术手段”获取数据,但实践中大多数窃取加密货币的行为并未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难以被评价为采用“技术手段”;最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下难以计算犯罪数额”向来是数据犯罪说批判财产犯罪说的重要理由,但是在认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裁判中也广泛地以违法所得数额或造成经济损失数额来认定“情节严重”,可见数据犯罪认定路径同样无法回避加密货币的价值计算问题。 加密货币应属于刑法中的财物,将窃取加密货币行为认定为财产犯罪更具有合理性。第一,区块链技术赋予了加密货币物权特征,加密货币作为无体物当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不受财产性利益能否被盗窃的理论争议的影响;第二,我国监管政策并未否定加密货币本身作为财产的合法性。监管政策未禁止对加密货币的持有,个体间交易加密货币的行为也并不必然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即使部分投资加密货币的行为可能违背公序良俗,也不能得出加密货币属于非法财产的结论;第三,诸多现行有效的财产犯罪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对非法财产的占有亦应受到财产犯罪的保护,即使反对者坚持认为监管政策否定了加密货币的合法性,也无法否认其应当作为刑法中的财物被加以保护。 在财产犯罪认定路径下,应根据行为人窃取加密货币的行为方式认定罪名,不宜一概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应当认识到加密货币本体只储存于加密钱包中,交易平台账户内的“加密货币”只是与真实加密货币相对应的余额显示,是用户与平台之间托管关系的凭证。行为人冒用被害人账户窃取加密货币或是以技术手段虚增自己账户内加密货币余额的行为并非针对加密货币本体的窃取,可能构成财产性利益型盗窃或诈骗,在财产性利益能否被盗窃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将在交易平台上窃取加密货币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更为适宜。对于通过私钥窃取加密钱包中加密货币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在司法认定时应注意考察行为人获取私钥的行为是否排除了被害人对加密货币的控制以判断犯罪既遂的时点。

关键词： 截贿行为   不法原因给付   诈骗罪   侵占罪  

摘要： 行贿、受贿行为有时需要一个中间人牵线搭桥、转移贿赂款,有些中间人会趁财物经手期间截取贿赂赃款,这种行为即为截贿行为。截贿行为是否应由刑法规制、是否应由刑法单独评价以及所涉财产如何处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选取了三个不同的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得出:首先,虽然民法上由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不保护贿赂款,但截贿行为具备违法性,应采用违法相对论的观点,由刑法规制截贿行为。其次,截贿行为侵犯了刑法中的财产法益,贿赂犯罪包容评价不足以惩罚截贿行为,截贿行为应单独评价为财产犯罪。最后,案涉财产应按照行贿人交付财产时中间人的主客观条件决定是否转变为贿赂,截取已经转变为贿赂的案涉财产应当作为犯罪所得追缴,反之应返还给被害人。 对截贿行为的精准打击可以有效抑制贿赂犯罪出现,本文通过分析截贿行为本质,对截贿行为进行类型化、具体化分析,得出具体规制方法,提升判决的可确定性,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

关键词： 国际民商事条约   直接适用   法律位阶   适用方式  

摘要： 随着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品质的外部循环,对外交往不断加深,涉外民商事案件亦日益增多,中国法院面临积极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的迫切需求。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问题,并分析现行体系中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曾在《民法通则》第142条存在的规定被废除,留下空白。尽管在2024年新颁布的《条约解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法院在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时的困境并未完全解除,在此领域的条约适用依然混乱。 我国法院在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方面存在多个问题。第一,国内法官对我国法律条款的理解存在误差,将条文中的“不同规定”视为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附加条件。第二,援引国际民商事条约的路径不明确。第三,我国法官在排除国际民事条约适用方面过于草率,未能充分考虑相关条款的具体情境。第四,我国法院在解释和运用国际民商事条约实体条款方面存在不足。第五,有些涉外民商事判决书的说理不充分。 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我国《宪法》未对国际民商事条约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则缺位,导致缺少对国际民商事条约适用的系统性指导。其次,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条约如何纳入国内法律体系。最后我国当前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与实际的对外开放水平不匹配,影响了法官在涉外案件中的专业水平和判断能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在《宪法》中明确国际条约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确立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位于《宪法》之下国内法之上。其次,对于条约纳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应采取并入的方式,并结合条约的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特点进行规定。再次,建立我国国际民商事条约统一解释制度,并充分发挥我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最后,要加强对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以提升我国法院应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专业水平。

摘要： 德国刑法非常重视对国家秘密的保护，现行刑法典将泄露国家秘密有关的8项罪名规定在分则第二节“叛国罪和危害外部安全的犯罪”中，总体上形成了对泄露国家秘密行为的有效打击和对国家秘密的全方位保护。德国刑法中关于国家秘密的定义要厘清德国刑法中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的各项罪名，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该国刑法对于国家秘密的定义。现行德国刑法典在分则第二节“叛国罪和危害外部安全的犯罪”中第一条，即第93条，专门规定了什么是国家秘密：“（1）国家秘密是指，为避免对德国外部安全造成严重不利危险，须对外部势力保密，仅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实、物品或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