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流量造假   刑法规制   行为模式   罪名体系  

摘要： 我们处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流量造假行为已经发展为全球化、规模化的产业链,其造成网络空间虚假繁荣的假象深刻影响着网络秩序、经济秩序甚至民众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仅靠民法、行政法制度规制已经不足以遏止流量造假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刑法规制势在必行。在流量造假类犯罪的司法适用现状中,法院适用罪名混乱且未对犯罪评价形成系统的行为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将流量造假类犯罪的行为模式分为三大块:为流量造假提供帮助的行为、利用流量造假作为手段的行为,以及流量造假行为本身,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行为模式的罪名适用体系。为更好达到刑法规制的目的,不仅要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进行完善,还应当从前置法与刑法的互动、刑事侦查等角度进行制度构建。

关键词： 恶意数据抓取行为   数据犯罪   入罪标准  

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体为了提高获取数据的效率,开发了相应的数据抓取软件。数据抓取行为随即成为刑法学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数据抓取行为作为技术手段,应当归属于技术中立范畴,但技术最终由人进行适用,故而区分了善意的数据抓取行为和恶意的数据抓取行为。恶意的数据抓取行为在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皆具有一定恶性,因而应当对其进行刑法规制。 本文首先从对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一般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概念、特点,同时结合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方式特征,对恶意数据抓取行为进行了类型化的分析,结合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损害后果,提出了对恶意数据抓取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从当前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情况来看,在规制恶意数据抓取行为时,当前有两种治理模式,即缓和治理与严厉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在对公共利益、未经授权、危险性等因素的考量上存在不同。在缓和的治理模式下,基于信息共享、信息自由等价值取向,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态度较为友好,同时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入罪门槛较高,刑事处罚力度较小。在严厉的的治理模式下,法律从保障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出发,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容忍度较低,同时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入罪门槛较低,刑事处罚力度较大。通过对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立法、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恶意数据抓取行为在立法上主要是情节犯,我国当前对于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惩罚偏向严厉,同时存在犯罪对象的不明确、犯罪行为认定标准的不清晰、犯罪后果的认定较为模糊等问题。 对此,本文从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立法现状和实践现状切入,针对犯罪对象不明确的问题,应当明确数据的财产权属性,对恶意通过数据抓取获取信息的行为进行场景化的分析,符合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认定为财产犯罪。因数据犯罪与个人信息犯罪具有不同的入罪标准,应当明确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若数据中包含可识别性信息时,应当将数据认定为个人信息。针对犯罪行为认定标准不清晰的问题,应当明确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的界限,是否违数据抓取协议不宜作为刑事犯罪的判断标准,同时应当结合“白帽子”规则作为判断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应当明确犯罪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限,通过结合恶意数据抓取行为是否发生在商业领域、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竞争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竞争是否存在“越界”行为,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对于犯罪后果认定较为模糊的问题,应当明确犯罪后果认定的相关因素,确立恶意数据抓取规则的免责事由。明确犯罪后果罪名的适用,根据恶意数据抓取行为的不同类型,进而确定具体罪名的适用。

摘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经济与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商业间谍、猎头公司挖墙脚等情形不断将侵权行为人扩展至未直接从所有人处接收信息之主体，传统“二元直接简单化”侵权方式逐渐向“多元隐蔽复杂化”转化。为此，历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对第三人间接侵权行为予以规定。需注意的是，回顾历次规定发现，立法表述其均迥异于一般侵权主体（直接侵权主体，本文称第二人），代之以“视为侵犯商业秘密”。1立法缘何如此，其与惯常第二人直接侵权有何差别，“视为”具体含义如何？探寻《反法》历次释义发现，上述疑问难得消解。对此，本文寻究“视为”本义，在对《反法》第三人“视为侵犯商业秘密”释解基础上，实现与《民法典》第123条商业秘密权利属性宣示协调，为后续《反法》修订提供必要智力支撑。

关键词： 轻罪时代   醉驾   危险驾驶罪   刑法规制   刑事治理现代化  

摘要： 伴随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法治观念已经成为我国全社会的价值共识。2023年2月15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新闻发布会上宣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刑事治理领域,传统严重暴力犯罪等比例大幅下降,而轻罪比例大幅上升(既包括刑事立法以增设轻罪为主也包括刑事司法中以轻罪为主要治理对象),我国进入了轻罪时代。这是实现中国式刑事治理现代化首先要面对的客观现实,轻罪时代的到来可以从目前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找到现实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风险社会理论以及行政处罚司法化均为其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作为轻罪时代的肇始罪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同时也是轻罪之最,已经成为轻罪治理所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该罪对于如何实现轻罪所要求的“轻、宽、缓”的要求具有标本意义。但轻罪时代背景下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规制整体呈现出严罚化倾向,特别是在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采取普遍入罪的刑事政策,不符合轻罪时代对轻罪的治理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论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并借鉴国外的积极经验,对当前我国在轻罪时代背景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使其符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要求。 本文研究内容大致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对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有关轻罪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轻罪时代背景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轻罪时代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基本理论,包括我国迈入轻罪时代的表现及正当化根据,轻罪时代背景下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界定及学术之争。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目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的发展进行整体概览,分析现有立法与司法适用现状。 第四部分,通过我国司法实践中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典型案例与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公布的相关数据,分析轻罪时代背景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存在问题。 第五部分,通过考察德国、英国和日本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规制,总结和评价其经验,吸收和借鉴其科学、合理之处,为我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第六部分,针对我国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提升该罪对于规制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为其他同属轻罪罪名的治理提供一定的路径参考,以期符合轻罪时代对犯罪治理的新要求。

摘要： 编者按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强调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   APP   知情同意规则   损害赔偿  

摘要： 在数据时代,手机APP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APP用户个人信息具有重要价值。在利益的驱动下,手机APP运营方屡屡采用不当的手段收集、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对APP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及其人身财产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对APP整体行业生态,乃至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了恶劣影响。因此,对APP用户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对APP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多集中在公法领域,虽然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为APP用户个人信息提供法律保护,但是整体规定较为宏观,缺乏具体的处理措施和判断标准,因此,有必要弥补民法领域关于APP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空白与不足。当前,APP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知情同意规则规定不完善,APP运营方违背知情同意规则,不当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对APP用户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第二,APP运营方侵权责任承担不足,当APP运营方所承担的赔偿数额远低于其违法所得时,法律应有的震慑力和约束力便会大打折扣。第三,APP用户行使权利存在困难,APP运营方故意设置权利障碍,怠于与APP用户进行沟通,不能及时妥善处理APP用户的请求,使其行使权利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措施完善APP用户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规则。首先,注重知情同意规则的强化落实。具体包括:一区分个人信息类型。将个人信息划分为一般与敏感两种类型,差异化适用知情同意规则。二提高APP运营方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要求其履行充分告知义务。三设立“择出机制”,平衡经济发展与APP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其次,完善对APP用户的损害赔偿。一是引入法定赔偿,解决因难以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导致APP用户无法获得损害赔偿这一问题。二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将APP用户的损失或者APP运营方的获利或者法定赔偿数额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倍数视情节严重程度设置在1至3倍的弹性区间,对APP运营方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和威慑。最后,建立双向沟通机制,督促APP运营方积极协助用户行使权利。

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保护农用地典型案例，展示人民法院坚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维护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举措和成效。近年来，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农用地被破坏的案例时有发生。针对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不履行法定职责和监督责任不到位等问题，各级法院行政审判部门把农用地保护类案件作为重点，

关键词： 抵押财产转让   动产抵押   所有权保留   融资租赁  

摘要： 《民法典》第406条，以抵押财产的自由转让为基础，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此条的意旨在于贯彻物尽其用原则，并兼顾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配置。就适用范围而言，不应局限于不动产抵押，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亦有适用或类推适用的空间。动产抵押权的登记虽不具有公信力，但追及效力应予承认，而动产担保的固有劣势，抵押权人自有各项保护措施以兹救济。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虽追及效力受限，但从体系的视角观察，抵押人应属有权处分。动产抵押适用《民法典》第406条时，还需结合第403条、第404条进行体系解释，不能认为后者能够将动产抵押排除出该条的适用。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原则上类推适用动产抵押的上述解释方案，《民法典》第642条、第753条只是为出卖人和出租人提供了额外的救济方式，不能从规范和文义中得出限制买受人和承租人转让的判断。

关键词： 生物识别信息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   预防刑法   个人信息安全法益  

摘要： 生物识别技术在数字社会中的快速发展使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成为刑法所关注的重点,但该信息在我国刑法中并未得到充分规制。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生物识别技术下生物识别信息的定义与特征,明确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性,然后分析其应用的风险,得出生物识别信息应受刑法保护,为后文划定刑法保护范围作基础型铺垫。其次,分析梳理、厘清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法益以及预防刑法和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的适用性,为完善路径奠定理论基础。接着,探析域外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制度以及我国立法现状,为生物识别信息的进一步刑法保护提供新镜鉴。然后,探究我国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所产生的困境,对于我国存在的刑法定义不明、犯罪行为方式表述狭窄、生物识别信息犯罪入罪标准模糊与知情同意原则失灵的问题提出完善路径。根据我国自身国情与问题导向立场,提出明确生物识别信息定义、增设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明确生物识别信息入罪标准、重构知情同意原则与刑事数据合规模式的选择五个路径构建我国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体系,解决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