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FT模式   经济法基础课程   内容重构   课程开发  

摘要： 文章基于FT课程开发模式，对当前财会类专业经济法基础课程开发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应用型课程建设的要求出发，依据FT课程开发模式的原理和方法，提出经济法基础课程内容重构的基本思路，为高职院校应用型课程开发提供有益支持。

关键词： 法律思维能力   民法学教学   法学专业教育   综合素养   独立思考  

摘要： 法律思维能力是一个“法律人”最为核心的素养要素，是其所不可缺的基本功。法律思维能力的养成需要经过法学教育的专门训练，所以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作为整个法学课程体系当中占基础性地位的民法学，其不仅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的基础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思辨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的核心课程。本文中笔者就多年来从事民法学教学经验和体会，就民法教学为什么是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关键以及如何在民法教学中进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 网络谣言   类型化   刑法规制   完善构想  

摘要： 互联网的发展在给公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亦使得网络谣言日益泛滥,相较于传统谣言,网络谣言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意义非凡。针对网络谣言犯罪,我国大多沿用传统罪名对其进行规制。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谣言所涉及的范围以及主体亦在不断发生变化,故将网络谣言进行类型化区分,梳理不同类型下适用的罪名并分析具有争议点的罪名所存在的潜在症结具有重要意义。 从网络谣言的内容来看,网络谣言涵涉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案件较为频现。以所侵犯的法益为划分标准,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网络谣言可被划分为侵犯人格名誉型、侵犯社会秩序型和侵犯市场经济秩序型三类。其中“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以及“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分别于立法规定及司法适用等方面存在争议。从诽谤罪来看,其未将捏造部分事实的行为纳入其规制范畴内,在刑期配置方面存在与行为人的刑责不符的问题,在以点击、转发次数来认定“情节严重”时未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次数虚增的情况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规避此罪名的公诉限制条件的情形。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来看,其罪状表述不完善,对虚假信息未作出全面概括。从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来看,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致使此罪名的口袋化现象加剧。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来看,其刑期配置与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不适配,且所规定的重大损失等定量要素内容模糊,以至于司法实践中无统一明确的适用标准。 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规定及司法适用层面对上述争议点进行完善,在立法层面,可将捏造部分事实的行为纳入诽谤罪的规制范畴,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罪状表述中增加“等”这一兜底性字眼;于诽谤罪中增设一档法定刑,根据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范围划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刑期;在司法解释层面,认定诽谤行为符合“情节严重”时应排除虚增的点击、转发次数并结合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综合判断,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定量要素作出具体解释,将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中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认定为造成现实物理空间秩序严重混乱;在司法实践层面,加强对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情形的说理。以期通过上述方式完善现有不足,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谣言提供有效方式,建设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 经济法   新农村建设   农民权益保护  

摘要：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权益保护成为经济法视角下的关键议题，强调农民权益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保障，通过立法、行政规章以及司法判例，平衡农民利益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本研究还聚焦于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权利保障，有助于实现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化、法治化进程。基于此，本文以经济法视角为基础，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护进行了探讨。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由“门店金融”向“互联网金融”全面转化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互联网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金融案件也成比例、大规模地增加。在处理各类金融矛盾时，兼顾情、理、法，有效发挥司法机关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法治保障作用，既关乎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也考验司法工作人员的智慧。

关键词： 数据法益   数字经济   行为主义规制   数据经济犯罪  

摘要： 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犯罪也逐渐成为刑法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数据作为多元化信息的载体,以及参与多元化信息技术过程的对象,其伴生的权利和利益极为复杂,借助传统权利理论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和提供保障路径均存在困境。本文主张通过情景化的行为主义规制路径予以解决,即通过数据在不同场景中应用的情形,为其设定具体的违法行为类型。基于数据的特性,关于数据犯罪和数据法益的界定,学界存在个人信息自决权、数据的财产性利益、数据的交易秩序及其相关的经济性利益以及数据安全等应受保护的相关数据法益。其中本文认为,基于数据的交易秩序及其相关的经济性利益法益,应当受到刑法相关条文的保护。 通过选取国内相关典型司法实践案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目前数据犯罪司法实践中存在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混淆,个案侵害具体数据法益认定不清晰,已公开个人数据权属确定模糊等问题。进而,本文得出了我国目前选择的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在宏观取向以保护数据安全为主、保护手段上偏重于行为手段的归纳以及在保护细节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域外相关领域的立法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数据法益的保护路径应当满足对不同数据类型分类并规定具体的行为构成、在立法上遵循谦抑主义原则,以及既能够明确区分不同种类的数据法益的保护模式又能使不同罪名有机结合、互相支持,最终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数据刑法三重标准。进而,本文认为我国贯彻目前刑法保护路径的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因而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存在调整的必要性。 本文主张尚未受到刑法保护的作为经济性利益的数据法益,应当受到独立的刑法保护,结合我国数据刑事立法的进程和特点和数据本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立保护既有利于现有罪名的解释和适用,又有利于后续罪名的补充。应当尝试从在刑法典中添加新罪的角度入手,结合该罪名的适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进行数据相关法益刑法保护整体框架的调整,其中包括已有各罪名的限缩解释,各罪名之间的明确区分以及数据相关法益保护路径的整体调整。

关键词： 已公开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合理处理   场景一致性理论  

摘要： 现代信息技术使得个人信息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获取的简易性、分享的便捷性使得信息处理易如反掌。在诸多个人信息中,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信息——已公开个人信息。已公开个人信息具有可识别性这一个人信息所具有的共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目的性、公共性三个特点。已公开个人信息并不因为其公开性而被排除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外,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则应该按照情节轻重定罪处罚。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检索与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对个人信息是否公开不加区分的情况,大部分判决统一依照司法解释中二次授权模式对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即便考察其他因素结果也殊途同归,导致司法认定的宽泛化。如此不利于发挥信息的流通价值,减损了资源合理配置的效果。 导致上述司法认定宽泛化的原因主要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认定模糊、已公开个人信息缺乏类型化建构以及前置法引入“合理处理”规定。法益是分则罪名的基础性问题,本罪具有双重法益的属性,其具体内涵是个人信息自决权和公共信息安全,应以此为指导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方式。信息之间存在本质差别,进行分类有助于彰显价值衡量进而指导司法实践,刑法中个人信息的静态保护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信息经济的发展需要。 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和双重法益的指导下,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司法认定路径应该以“二次授权”为基础、以前置法中“合理处理”规则为补充。经加工整合公开信息而成的个人信息、公开的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会侵害重大利益的公开信息的利用应该获得信息主体的二次授权,其他情况适用合理处理规则。界定合理处理具体内涵之前,应对已公开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建构,区分为合法及非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与基于社会利益强制公开的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重要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选择场景一致性理论对合理处理的内涵进行界定。在具体应用中,对于主体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只要信息处理行为不违反社会一般人的观点看法就可以认为是合理处理;对于基于社会利益强制公开的个人信息,只要处理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可以认定为合理处理。据此,销售已公开的企业信息只要不明知下游使用行为违法即可认定为合理处理。但涉及到具有政治功能的场景应对处理目的进行限缩,因其兼顾公共信息安全法益属性,故只能保持目的完全一致。

关键词： 应急处置强制措施高裁量性程序控制  

摘要： 司法警察的应急处置权是法律赋予司法警察在执行勤务中遇到突发事件导致紧急情况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汇报的超越常规法律界限的特殊职权，其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态的行政权力，具有权限扩张性和高裁量性，会导致公民自由的抑制和利益的紧缩。现有的司法警察的应急处置权具体包括紧急优先权、约束权、即时强制权以及警械和武器使用权等。立法上存在法律位阶过低、效力有限，权力设置模糊、可操作性差，自由裁量权底线不明、侵权风险大等不足。为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需要从完善司法警察应急处置权立法，进行有效授权；细化司法警察应急处置权，厘清执法边界；规范应急处置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滥用；做强应急处置权全过程监督，增设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力争达到公权履职与私权保护的平衡。

关键词： 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   规范竞合   数额量定  

摘要： 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较早适用并逐渐扩展至其他侵权行为类型，彰显了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引领价值。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包括惩罚、威慑以及充分救济三项内容。现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范体系涵盖了《民法典》《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在衔接适用时应结合产品类型、责任主体以及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妥善协调规范竞合问题。司法实践中为了合理发挥惩罚与威慑的作用，《民法典》第1207条中的“明知”应限缩性解释为“已经知道”，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性质；对于“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可参照身体伤残标准予以认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应当综合考虑责任主体的主观恶意程度、缺陷产品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以及衔接不同领域惩罚性赔偿规范之间的适用关系，实现过罚相当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