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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暴力   侮辱诽谤   侵犯隐私   寻衅滋事   刑法规制  

摘要： 网络暴力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受害者进行无端的谩骂、恶意抨击、侮辱诽谤,进而威胁到当事人的隐私权、人身安全及其正常生活。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受害者个体的伤害,更是对网络空间秩序与道德风尚的破坏。然而,相较于传统犯罪,刑法学对网络暴力的研究尚显不足,甚至缺乏一个明确的刑法学定义来界定这一行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梳理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总结网络暴力的定义。 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问题,但网络暴力的治理并非短时间内就能遏制住的。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网络暴力行为大多被视作民法范畴内的侵权行为来处理。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常常导致其接受的处罚不能匹配其严重的行为后果。鉴于此,我们亟需借助刑法的力量来约束网络暴力行为,确保网络空间的秩序与安全。本文通过分析现实中发生过的网络暴力案件,总结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刑法规制问题,以此更好的将网络暴力犯罪纳入刑法规制体系。 网络暴力犯罪所涉及的刑法罪名主要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诽谤罪、寻衅滋事罪等,基于目前网络暴力所适用的罪名,本文以网络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为研究方向,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并抽象提炼出网络暴力的基本概念,分析其特征与成因,结合案例分析我国关于网络暴力犯罪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将网络暴力犯罪划分为四大类别:谩骂侮辱类、造谣诽谤类、侵犯隐私类以及寻衅滋事类。针对我国对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方面的困境,分析我国刑法在规制网络暴力行为方面存在着行为方式规制不全面、法不责众、刑罚失衡等问题,并针对四种类型的网络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分别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明确实施网络暴力行为各主体及责任、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完善刑罚规定、实行网络实名制等措施。

关键词： 违约损害赔偿   交易成本   抽象的计算方法   替代交易   获利赔偿  

摘要： 违约损害赔偿大多表现为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但也允许守约方选择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于后者的形式时仅仅赔偿守约方为缔约、履约而付出的成本，个别场合可有机会获得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于前者的形式时赔偿范围受当事人的约定、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因果关系、合理预见规则、与有过失规则、减轻损失规则的限制。在合同解除时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时常采取替代交易的救济方式，于此场合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为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之差，并且大多要扣除成本，个别情况下才允许获赔成本、消除瑕疵所需费用，在积极的债权侵害的场合还有守约方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合同不解除的情况下，应为迟延赔偿，替代交易与之不匹配，金钱赔偿可能较为适当。在债务人恶意违约、守约方难以举证证明其履行利益的损失时，可以采取获利赔偿的方式，即将债务人因其违约而获得的利益作为向守约方赔偿的数额。

关键词： 用工责任   替代责任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网约工”  

摘要：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三章规定了以单位用工、个人用工、承揽用工为主体的用工责任规范，虽较原《侵权责任法》有很大完善，但对于诸如“网约工”之类的一部分特殊用工关系的法律地位，在劳动法和民法中仍然处于立法空白地带，致使司法实务法律适用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是对劳务提供者与平台关系的特征认识不够全面，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框架的适用较为刻板，以及对《民法典》用工责任规范之间的差异性剖析不深入所致。本文通过分析用工模式的特殊性以及对《民法典》用工责任规范的研究，对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初探。

关键词： 数据财产权   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   新型数据   分置性保护  

摘要： 《数据二十条》确立的数据财产权的分置性结构为刑法保护数据财产提供了最新思路。目前刑法理论界探讨的笼统性、一体式的完整独立数据财产权，以及实务界对同一类型数据财产性认定的迥异，无法涵盖纯粹财产性利益和有限性数据财产权保护，缺乏分置性保护理念，进而无法满足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数据财产的保护要求。数据财产权的分置性理论以数据财产的主体、内容、性质、阶段、交易模式等分置性为主要内容，其具有数据内容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客观现实基础，以及数据公共要素理论、情境依存的有限产权理论等深厚理论依据。从财产主体分置性视角而言，刑法主要保护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其中，个人数据财产权的分置性保护通过人格权财产性利益和新型财产权的分类模式，划定交易模式影响的入罪标准和技术性措施要求的刑事义务。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分置性保护通过传统财产权和新型财产权的分类模式，明确侵害排他性控制和同业竞争性经营者的犯罪条件。

关键词： 日语汉字词   构词   汉日语言接触  

摘要： 历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汉日语言接触时,多是针对某一中日同形词的语义流变情况进行的,而对汉日双方构词层面上的语言接触则鲜有研究。本论文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分别对日本『民法典第四編:親族』中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的构词模式、语素结合关系与构词能力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日语汉字词与汉语汉字格的构词方式与构词语素,究明了二者在构词层面上的接触情况。 本论文的主体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第一章首先探讨了汉日语言接触的具体类型以及汉日语言接触的现象。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与梳理,将近代及近代之后中日词汇的交流与中日法律词汇的交流以1895年为界分为了“中→日”与“日→中”两个时期。 第二章对『親族』中二字词的语素结合关系与构词能力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将其结果同汉语二字格对比,以考察其中的语言接触情况。结果指出虽然在1895年后日语开始向汉语逆向输出词汇,但在日汉二字词(二字格)的构词方式上,仍然停留在“中→日”的单向输出型上。 第三章对『親族』中三字词的构词模式、语素的结合关系与构词能力进行了统计与分析。通过考察日汉“2+1”型三字词(三字格)在构词方式、构词语素及词频方面的异同,究明了双方的语言接触情况。结果指出日汉三字词(三字格)在构词层面上的接触是以“日→中”输出为主的双向性接触。 第四章分别对『親族』四字词的构词模式、语素的结合关系与构词能力进行了统计与考察。通过考察日汉“2+2”型四字词(四字格)在构词方式、构词语素及构词能力方面的异同,将其在构词层面上的接触归为以“日→中”输出为主的双向性接触。

关键词： 可撤销婚姻   适用情形   认定标准   履行规则  

摘要： 将“疾病婚”无效情形修改为可撤销情形是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就结婚制度所作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不仅扩大了可撤销婚姻的适用范围，而且也是对当下人们追求深层次婚姻自由的热切回应。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民法典》中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仅有3条，且规定得较为宏观、原则，导致实践中可撤销婚姻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法定情形过窄、重大疾病认定标准欠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规则不明等诸多问题。本文从立法目的出发，对上述问题追根溯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以期能够真正发挥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功效，保障结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平台虚假销售   销售虚假商品   刷单炒信   虚假宣传   平台治理体系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平台销售渠道在变得更加便捷的同时,虚假销售行为的危害和风险也层出不穷。平台虚假销售行为具体包括销售虚假商品、刷单炒信、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这些行为已经成为互联网灰黑产业的一部分,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公平经济体系以及网络的管理秩序,整治平台虚假销售行为迫在眉睫。 从目前的治理方式上看,仅仅依靠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远远不够,应当适时加强刑事制裁。由于平台售假模式的特殊性和现行刑法规范体系缺乏对平台虚假销售类行为的有效规制,导致司法定性存在很大难度,本文主张将销售虚假类商品的行为定性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刷单炒信类行为建议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予以规制,对虚假宣传的行为用虚假广告罪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进行定罪处罚。要实现刑法规范的准确适用,需要进一步明确运用刑法规制的时机,明确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定性范围、虚假广告的定义、以及需要将虚假广告罪与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入罪门槛降低至5万元,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单一数额入罪标准改为数额与情节相结合的复合标准,通过行为人的身份、目的动机、宣传的信息内容和次数、以及流量数据和直接损失的综合标准予以判断。 本文主张基于平台治理的现代化理念通过完善司法解释,分类强化打击,增加禁止令,将虚假销售行为纳入小额法庭处理,完善网络技术监测等多元化制裁方式,形成以刑法为主导,多部门共治的平台虚假销售行为刑事治理体系,实现对虚假销售行为的全流程监管处置,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平台经济秩序,保障数字经济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行凶   不法侵害   特殊防卫   正当防卫  

摘要： 自1997年刑法将行凶这一极具社会性和生活性的词汇纳入进来,作为一类型化的不法侵害行为,关于其认定即陷入限缩僵化的困境,暴露出认定标准不统一和司法机关固守传统司法理念之问题。这种限缩有违行凶入刑的追求强化保障防卫者防卫权的立法精神,亦悖离了正当防卫所立足的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秩序理念。以于海明正当防卫案为转折点,行凶的认定进入被动式扩张时期,推动了正当防卫指导意见和最高司法机关相关指导案例的出台。但这种缘起于自下而上对热点案件被动式回应的扩张,由于扩张的力度不足,并没有有效解决行凶认定限缩的问题,相反展现出重实际损害轻紧迫危险以及人身安全判定范围过窄的弊病。而主动式扩张立足行凶的概念内涵对其做解释扩张,从主观和客观两个面向描绘出行凶的完整行为样态。此种扩张很好地贯彻了“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理念,维护了法秩序在行凶场合的有效性,同时也很好地回应了行凶入刑的立法精神,通过强化保障防卫者之防卫权以充分保护个人法益。对此需将被动式扩张的行凶转向主动式扩张,以真正激活行凶的认定与适用。主动式扩张的第一点也即前提在于将行凶所在之刑法第20条第3款明确为提示性规定,否定行凶所在第3款为无限度防卫,证成其仍具有影响正当防卫成立的必要限度条件要求,只是法律拟制防卫者在面对行凶这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场合进行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结果仍在防卫必要限度之内,提高了必要限度的上限,进而与该条前两款构成紧密的衔接和形成自洽的体系。从而将行凶从第3款的特殊防卫视域扩张至第1款的一般防卫视域,将行凶细化为与之相对应的一般行凶和特别行凶,以扩张行凶的适用范围;主动式扩张的第二点在于把握行凶的客观面,以暴力性和人身安全受危及性作为行凶的基本特征。暴力性为指向他人人身安全的物理上的有形力量打击,而人身安全受危及性则指被暴力所打击的人身必然遭受到危及的风险。依据受危及的程度界分为轻伤危及性与严重危及性,行凶客观面的证成则需结合不法侵害人手段方式、强度、人数、是否持有凶器及持何种凶器以及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各种客观要素综合判定。主动式扩张的第三点在于勾勒行凶的主观面,在杀伤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认识结果不明说。即行为人在实施行凶时持对行为会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危害结果,但对结果性质的认识不确定的故意心理。认识结果不明说与涉行凶认定案件中不法侵害人的实际主观心理状态相契合,有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举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使得行凶与其他类型化的不法侵害行为有所区分,让行凶本身的类型化更加明确,从而彰显了行凶入刑的价值所在,也利于司法机关在认定时有所凭借和把握;主动式扩张的第四点则在于厘正人身安全的范畴,作为行凶所直接针对的侵害对象,人身安全在过往司法机关的判定中明显受限,进而影响了行凶的认定成立空间。以狭义上人身安全的本义为基础,对其核心概念做适度扩大,从原来的仅立足于生命权和健康权到吸纳进人身自由权,从而在人身自由的危及实质影响到人身的生命健康的场合中充分保障防卫者行使防卫权。最后在主动式扩张的立场上建构起行凶认定体系,以第一层认定对应一般行凶,刑法第20条第1、2款作为认定依托,以第二层认定对应特别行凶,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依托,把握侵害时间节点的变化及外在的人身安全受危及性程度变化,做好一般行凶与特别行凶在某些情况下的转化衔接,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机关在实务当中的适用与认定实践。

关键词： 已公开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知情同意   合理处理  

摘要： 已公开个人信息这一概念虽然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提出,但我国实证法规范尚未对此概念进行细致准确的界定。关于这一概念是否应受刑法保护的争议,通过梳理其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对象——公民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已公开个人信息实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下位概念。同时,亦可发现其中同样承载着个人信息自决法益,因此可以明确已公开个人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对象,应受刑法保护。 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依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将未经被收集者同意的提供行为视为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予以入罪化阐释。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合理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列为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作为合法性事由之后,这些足以表明在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设定上,前置法不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缩了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同时也确立了“合理处理”的特殊处理规则。 因此,对于未经同意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其刑法评价应当基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这一空白立法模式更新前置法判断依据,重新审慎厘定罪与非罪的判定标准。具体而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内容在已公开个人信息领域主要是指“知情同意”与“合理处理”。擅自处理行为因其践踏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个人信息自决权而具备法益侵害性,但并非所有此类行为都应一概而论地视为违法。其中符合合理处理限度的擅自处理行为,由于满足前置法所确立的合理处理这一新型出罪事由而阻却违法性。因此,应将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划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擅自处理但仍在合理范围内的行为,它们虽未经信息主体同意,但由于符合合理处理的标准,故不应被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擅自处理且超出合理范围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未经同意,而且违反了合理处理的规则,需进一步根据刑法规定进行评价。 对于“合理处理”这一新型出罪事由,其界限划定应取决于个人信息自决权行使的正当限度,通过协调已公开个人信息所蕴含的多元利益冲突,对自行公开和其他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构建具备针对性的方案。对于自行公开的“合理处理”应以“合理预期”为判断的核心标准,可以将已公开个人信息存在的场景予以分类整合,分别赋予不同的风险等级。提供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场景风险低于或等于原始公开场景,属于合理处理;若风险高于原始公开场景,则不属于合理处理的范畴,此时处理行为需要获取信息主体的同意。对于其他合法公开的“合理处理”,则以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的妥当性为限。 相较于未公开个人信息,已公开个人信息在注重信息安全保护的同时更加强调其流通利用价值,并且基于大数据时代的需要,整体法秩序内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都有所减弱。因此,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边界也要在协调信息安全与流通价值的平衡下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