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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帮助自杀   自杀参与   自杀合法   自我决定权   积极立法  

摘要： 关于帮助自杀行为,其刑法规制问题自20世纪末邵建国案的发生一直被刑法学界所关注。在立法规定中,我国刑法始终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帮助自杀行为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承认帮助自杀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并始终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多年来,刑法学界对于实务中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帮助自杀行为的做法始终存在争议,归根结底是因为此种做法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一方面,帮助自杀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正犯。认定故意杀人罪的关键在于构成要件行为,而根据故意杀人罪的表述,其构成要件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反观帮助自杀行为人,其实施的仅是自杀协助行为,是对自杀行为的辅助,并未直接侵犯被害人的生命法益,而且直接造成死亡结果的行为是由被害人在真实意愿下自主实施,死亡结果的发生与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限制正犯理论的立场下,帮助自杀行为无法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帮助自杀行为人也就无法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正犯。另一方面,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自杀行为既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不违背道德准则,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行为,死亡自决权也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同时,在共同犯罪理论中,基于限制从属性的要求和责任主义的考量,应当采取既强调了共犯从属性,也强调了共犯行为本身的可罚性的混合惹起说。而根据混合惹起说否定“无正犯之共犯”的观点,以及支持自杀行为合法化的立场,帮助自杀行为因正犯行为的缺少而无法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总而言之,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帮助自杀行为无法成立故意杀人罪。同时,我国刑法分则中也无其他侵犯生命法益的罪名可以规制帮助自杀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虽然自杀行为合法,但是帮助自杀行为的可罚性并不来源于自杀行为,而来源于其自身。虽然自杀者的死亡自决权应被给予尊重,但该权利的范围仅及于自杀者自身,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也因干涉他人生命的进程,违反了尊重他人生命的道德伦理秩序,也应具有可罚性。换言之,处罚帮助自杀行为的原因不在于其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法益,而在于行为人不应当干预他人的生命处分权,也因此,帮助自杀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与故意杀人罪存在区别,即帮助自杀行为的法益属于秩序法益,具体表述为尊重他人生命的生命伦理秩序。那么,对于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帮助自杀行为,解释论的路径已经无法有效解决定罪问题了,该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刑法解释的能力所及,刑法解释的尽头即刑事立法,此时就应当启动立法程序,对帮助自杀行为单独设罪。将帮助自杀行为单独设罪不仅能够有效规制帮助自杀行为,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还能够重新厘清帮助自杀行为在我国的地位,凸显帮助自杀行为的不法特征,完善我国刑法关于生命法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关键词： 子女权益   非婚生子女   拜占庭帝国   《罗马民法大全》  

摘要：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子女权益保护法律,作为拜占庭婚姻家庭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受宗教、社会经济及人口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罗马民法大全》中帝国早期的相关法条,围绕子女在成长、婚育、继承等方面的权益,分析三世纪危机后社会上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拜占庭帝国早期的法律对于未适婚子女,通过限制弃养行为,明确抚养义务,规定离婚后父母的抚养责任,保障了子女的基本生存权益。对于适婚子女,则尊重其结婚与生育意愿,推动性别平等,确保子女能够在成熟基础上步入婚姻并承担家庭责任。在财产与继承权方面,家子特有产制度的完善与血亲继承制的调整,进一步地保护了子女财产权益和继承公平。此外,法律也重视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展现出拜占庭帝国的人文关怀与法律智慧。这些法律规定为子女成长提供坚实法律保障,促进了拜占庭帝国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法人分类   立法透视   冲突焦点  

摘要： 本文以《民法典》及2023年第二次修订的《公司法》为依据，厘清法人分类制度的立法背景与动因，深入开展法人分类制度的立法解析，对比《民法典》及《公司法》之法人制度冲突，以期为优化法人分类制度理论提供参考方案。

关键词： 法理学   教学方法   研讨式小组教学  

摘要： 法理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研讨式小组教学法是研讨式教学与小组教学两种教学方法的深度融合，在促进学生学习的同时加强了小组合作。研讨式小组教学的核心在于合作，其组织实施需要选定合适的应用场景，按照课前分析、整体设计、组织实施、效果评价、反思改进分步骤组织实施。法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未来仍需要不断加强对法理学教学方法的科学研究，实现从知识到能力到价值的理念变革，推动从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方法变革。

摘要：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国际交往不断增强，随之产生的国际商事争议应当获得更为公正、高效、便利、快捷、低成本地解决，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关键词： 人脸识别信息   保护缺位   入罪标准   深度伪造   刑法规制  

摘要： 智能技术时代的进步,信息网络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更新。人脸识别信息是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新类型,其具有社会经济价值与身份识别的特征。现实里,对人脸识别信息的过度采集、伪造冒用的现象已然呈现出高发态势,由此引发的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层出不穷。诚然,民法和行政法领域已经将人脸识别信息界定为“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但刑法作为保障法却出现了保护缺位。探究人脸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路径,对侵害人脸识别信息的犯罪进行有效遏制,是理论与实践的必然选择。 人脸识别信息是人脸识别技术扫描和采集的个体面部特征信息,其作为生物识别信息的下位概念,应当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新类型。通过梳理不同法律规范对人脸识别信息的规定,可得出人脸识别信息具有人身反映性、独一无二性的本体特征和关涉财产犯罪、具有特殊法益的法律特征。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人脸识别信息的刑法属性,是对其进行刑法保护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人脸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找寻保护的有力支撑。必要性表现在人脸识别技术自身的风险造成其对人脸识别信息的采集、泄露泛滥,从而又引发相关法律风险。可行性表现在国内相关法律部门对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有着一定的立法基础,国外对人脸识别信息不同的立法模式亦值得借鉴。此外,通过梳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沿革及司法裁判的现状,指出人脸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的困境在于未界定人脸识别信息的刑法属性、相关司法解释不到位、伪造冒用行为的刑法规制空白等方面。针对这些不足与问题,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罪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周密的刑法保护。首先,采用刑法解释学的方法,界定人脸识别信息的刑法属性,厘清其入罪标准,进而将其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其次,关于人脸识别信息入罪界限的划分需探究民事、行政等前置法律规范与刑法之间的协调性与区分性;最后,从刑法解释层面扩大“非法”的范畴以规制非法利用行为,从立法层面增设“冒用公民身份信息罪”以规制伪造、冒用行为,以期完善人脸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举措。 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对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暂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针对涉人脸识别信息犯罪层见叠出的形势,探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路径,甚或增设新罪名来规制涉人脸识别信息犯罪,既能有效弥补刑法保护的缺位,也能有力打击犯罪,维护公民人脸识别信息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