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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法典》   债权人   代位权制度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在解决这些纠纷的过程中，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传统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缺乏明确规定、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导致了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本文将从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对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体现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完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草原保护   刑法规制   立法建议  

摘要： 本文以呼伦贝尔草原防治盗挖野生中草药为视角，阐述了非法采挖行为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分析了造成非法采挖行为屡禁不止与现有立法在草原保护方面的力度不足之间的关系。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确立生态犯罪的罪名、单独设立“破坏草原资源罪”、针对环境犯罪增加非刑法措施、制定和完善环境资源保护地方立法等相关的建议。推动刑法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发展，以法律手段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关键词： 帮助行为   非法第四方支付   上游犯罪   共犯  

摘要： 网络“跑分”中的帮助行为如何在刑法中被定性，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其主要有两类做法：第一类是单独定性为帮助类犯罪，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二类是将其和上游犯罪之间合并，作为后者的共犯看待。一般情况下，网络“跑分”中帮助行为应当单独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能够证明其和上游犯罪之间存在事前通谋和犯意联络，则其也可能构成上游犯罪之共犯。

关键词： 履行不能   合同解除   违约方   对待给付  

摘要： 在我国《民法典》中,第580条第2款规定了违约方请求终止合同,这一权利源自我国的司法实践,融入了履行障碍抗辩制度,用于解决合同在特定条件下的“履行不能”问题。在制定过程中,曾一度被视为赋予违约方解除权而被删除,《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是关于合同履行不能情形的妥协产物。违约方请求终止合同的权利性质类似于罗马法上的“废罢诉权”,同时具有请求权和形成权的双重性质,即请求终止的行为既有请求权的因素,同时也符合形成权的适用条件。《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如将其作为终止合同的直接法律依据尚存在制度障碍,且存在解释论层面的法理不通,在司法适用中可以借鉴撤销权之诉的思路,再根据具体案情探索“强制履行抗辩-诉讼变更”模式。 合同履行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状态对应当事人的合同利益,现行合同“履行不能”的解除制度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根本上源于法律规定不明晰以及司法实践的滥用。鉴于“履行不能”原因的多样化,需要建立清晰的违约方请求终止合同的权利行使要件与合同清算要件,且不限定于非金钱债务的履行不能情形,明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价值要件,增强条款间的逻辑一致性。以违约方请求终止合同的双重权利性质为出发点,探索“强制履行抗辩-诉讼变更”的模式架构:从权利行使方式的角度,允许违约方请求终止合同,此即请求权;从权利行使后果的角度,如合同继续履行自身受不利益或履行利益与清算利益不对等,允许违约方终止合同,结果上具有形成权的实现性质。明确《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双重权利性质,并根据其性质构造相应司法适用程式,经《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实现合同权利与义务的终止之后,合同上“观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得以消灭,此时应以合同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的清算为要点,真正实现合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消灭。

关键词： 英雄烈士   英烈条款   人格利益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 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及《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英雄烈士保护法》作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但其在司法的适用方面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不能直接作为具体案件评判的标准，也不能明确损害发生后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赔偿内容与承担方式。本文从我国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现状入手，提供解决对策。第一部分以民族精神价值作为切入点，阐明了英雄烈士作为国家符号，象征着国家的精神内核。阐述了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公法上的正当性与私法上的必要性。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英烈条款”的司法适用问题，就申请主体的确定、细化以及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承担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旨在使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受到侵犯后得到针对性的解决。根据以上两部分内容的阐述，期望能够使得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真正落实，将英雄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司法适用之中。

关键词： 《民法典》   《招标投标法》   中标合同   书面合同   毁标行为  

摘要： 《民法典》颁行后，我国的民法体系趋于完善，这对《招标投标法》存在的司法适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招标投标法》的立法瑕疵导致理论上产生了对中标通知书性质与效力的不同学说，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中标合同成立与毁标责任的认定不一。通说认为中标通知书系承诺，然而学界对作为承诺的中标通知书的生效时间少有探讨，综合《民法典》之规定，应当认为其到达中标人时生效更为妥善。此外，中标通知书的效力在理论上主要有四种不同学说，相较而言中标合同成立生效说值得赞同，但该说中部分观点对《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书面合同”的认定和解释存在问题。衡诸立法目的与逻辑，“书面合同”应专指合同书，但不属于中标合同成立的特殊要件，仅系行政管理规范，中标合同的成立仍应以中标通知书生效的时点为准。《招标投标法》目前已有修订计划，此次修法应注意厘清中标通知书生效时间的歧义，明确中标通知书生效产生中标合同成立的效果与毁标行为承担的违约法律责任，以统一理论分歧与司法适用。

关键词： 网络暴力   侵犯权益   侮辱诽谤   情节严重  

摘要： 网络是信息交流的桥梁,但在这虚拟的空间中,我们时常看到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场景——网络暴力。频频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日益增加的网络暴力事件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为了应对网络暴力的挑战,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比如2013年的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23年最新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通过以实践中三起不同方向的网络暴力案件,引出网络暴力的侵害对象不只有自然人,还可以包括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结合当下关于争议焦点的各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进行阐释分析,对何为网络暴力行为、是否构罪,具体侵犯何种法益、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分别讨论,为网络暴力的刑法构罪提供学理上的正当性支持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保障。

关键词： 个人网络数据   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数据保护  

摘要：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数据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带来了一系列新型犯罪问题,因此刑法需加强数据保护并适应时代变化。作为网络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网络数据在企业竞争、政府政务等领域应用广泛。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管理水平,需要对个人网络数据的使用加强管理和保护。在现阶段信息化背景下,每个人都是个人网络数据的使用者和潜在受益者,但同时也面临着个人网络数据泄露带来的风险,如导致人肉搜索、电信诈骗等问题,因此刑法需要对此类犯罪行为加以规制。本研究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以个人网络数据的刑法保护为核心展开探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个人网络数据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探讨现行刑法对个人网络数据的保护显得尤为关键。本研究旨在分析当前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期望通过本研究为加强个人网络数据的刑法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第二部分为个人网络数据概述。本部分首先对个人网络数据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明确其特征,然后对个人网络数据与个人信息,以及个人网络数据与其他相近概念进行辨析,以说明个人网络数据的独特性。最后通过阐述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强调保护的紧迫性,旨在为后续的现状分析、问题探讨以及对策提出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为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现状与困境。本部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现状。通过梳理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同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揭示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的困境,从而全面把握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情况。 第四部分为域外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考察与借鉴。本部分通过考察美国、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的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模式,分析其各自的特点与优势。在此基础上探索不同国家在个人网络数据保护方面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在法律体系、保护机制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进而为我国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改进提供思路。 第五部分为我国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完善路径。本部分针对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路径。首先从刑法角度明确个人网络数据的概念,明确不同类型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所对应的侧重点,其次以《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依据完善刑法对个人网络数据保护的不足。再次对非法获取个人网络数据行为的罪名适用进行统一,最后建立多层次的立法模式。以期能够构建起更加完善、有效的个人网络数据刑法保护体系。

关键词： 融贯性   预先追偿权   预告登记   别除权   取回权  

摘要： 我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破产法之间存在许多不融贯之处，主要表现在，《民法典》切断了多个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使得担保人在行使破产程序赋予的预先追偿权方面犹豫不决，可能影响其权利行使进而丧失追偿权；“功能性担保”即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合同等使得所有权的公示公信、物权效力等方面发生不协调：明明订立的是“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怎么就突然变成担保合同呢?买受人开始破产程序时，出卖人就不能行使取回权而只能行使别除权了。这种变化对于出卖人在买受人进行重整程序中的权利影响很大；“预告登记”在《民法典》上本来仅仅具有保全请求权的作用而不直接产生物权，实际登记的时候才发生物权变动，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第51条)直接把抵押权的预告登记之效力规定为产生抵押权；浮动担保之“登记”应为“种类登记”或者称为“范围登记”,但不是类似抵押权的具体标的物登记，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其规定为具体登记。这就必然会在破产法司法实践中造成别除权与其他物权的效力冲突。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对于《民法典》、司法解释与破产程序中的不协调之处进行有效的融贯，减少法律法规在实践中适用的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