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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本分摊是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具有多应用场景的管理会计工具C公司是一家设有子公司的金融机构，子公司负责集团下的单一业务，无其他分支机构。随着C公司业务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产品线逐步丰富，在聚焦主责主业和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的管理要求下，对各个产品的成本收入分析需求日益迫切。C公司与银行、证券等常见金融机构相比，成本收入分析的需求既有相同，也存在差异。从组织结构上来看，相较银行总分支三层结构、证券公司总分双层机构，C公司仅设一家子公司，且业务单一，

关键词： 异地就医   住院费用   个案研究  

摘要： 目的：分析医院跨省异地就医患者与南京市本地医保患者住院费用的差异，为完善异地就医医保管理、控制异地医疗费用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法，选取南京市某三甲医院的三个典型手术病种，比较分析相同病种下跨省异地患者与本市患者的费用区别，运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分析数据。结果：有两类病种跨省与本市患者住院费用、住院天数有统计学差异，且跨省费用和住院天数高于本市职工；药费、检验费均表现出跨省患者高于本市患者，且药占比、医技占比跨省高于本市。结论：通过分析研究结果，异地就医患者病情重住院天数长、各地医保付费方式不同、异地就医管理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是影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主要原因。建议提升统筹层次，探索异地就医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异地就医监管机制，推动异地就医精细化管理。

关键词： 人工智能类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双重差分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我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和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将面临着来自于传统发展方式的改变的挑战。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竞争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近几年,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的扶持与导向,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面临着国内外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增加研发的投入,对于加快产品研发,保持市场竞争的强度,保持公司的长远发展,都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研发活动的投入就存在着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所以通过对人工智能类企业财务业绩指标的影响进行研究,如研发投入,可以让这个领域的公司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个领域的公司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的比例就可以推动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并且提升企业的在这个行业的竞争力。这对这个领域的市场的正常秩序发展有利,同时还可以对其它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公司提供更好的参考。21世纪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晚,理论知识较薄弱,相关专家与学者较少,无论是市场产业竞争领域或是学术研究领域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这就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支持与引导。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一项企业所得税中的一项税收优惠政策,具有直接影响到企业研发活动的效果。因此本文试谈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国人工智能类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影响。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的整理,本文章先是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人工智能类公司发展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论述,并对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类企业的发展现状、行业分类与研发投入、专利授权数量与融资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接着指出了目前人工智能类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运用存在的相关的问题,然后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DID双重差分法,以2018年为政策时间起点,选取我国A股人工智能概念板块的130家企业,把2016年到2021年这6年作为时间区间,选取人工智能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设置研发投入强度(Rd)这个被解释变量,并结合异质性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了人工智能类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2)大规模企业的研发强度鼓励作用比资产规模小的人工智能类企业更明显。(3)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人工智能类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大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基于上述分析,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建立长效性税收政策,实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规范化;(2)调整优化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适当调整归集范围与加大扣除力度(3)提高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和监管水平。(4)加强人才吸引力度。最后,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政府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 利润剥夺   适用范围   损害赔偿   预防功能  

摘要： 当侵权人将自身的生产要素与他人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相结合,抑或更高效地使用了受侵害之权益时,其或有从不法行为中得利的可能性。在受益型侵权中,侵权人所得与被侵权人所失多数情况下并不相等。此类未经权益人许可而擅自使用其权益的行为近似强迫交易,其对价格机制的运作、资源配置的效率、交易市场以及侵权法制度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是对财产规则的否定。为维护财产规则,使产权制度得以有效运作,民法将利润剥夺救济这一制度工具引入,用以阻却此类行为的发生,发挥侵权责任法预防和威慑的功能。目前,我国学界对利润剥夺制度的适用范围缺少宏观思考。现有研究成果对利润剥夺救济制度发展规律的总结不够全面,也未能充分吸收域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对该制度的归属、性质、适用范围、要件、计算方式等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运用法律制度比较分析法、法规规范分析法、案例规范分析法等多种方法,探讨民法典第1182条侵权获利赔偿的实际适用问题。首先,就利润剥夺救济制度适当的体系归属进行探讨,结合域外不同国家（地区）的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探讨四种进路,对现有的四种制度归属的理论基础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就不当得利进路而言,利润剥夺与其法理基础、构成要件及返还范围均不相同,最根本的是,二者功能预设不同,制度拟实现的目标不同。就无因管理进路而言,不法无因管理的存在本来就因为其不符合无因管理的制度目的而备受争议,即使承认无因管理,在使用上也存在难题,从内部看“事务管理”的范围难以确定,不法管理范畴内适用利润剥夺也会提高后者的准用门槛,从外部看,不法管理会与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出现制度上衔接的难题。就如返还法体系的独立说而言,利润剥夺与其他债的请求权基础不具有相当性,难以作为独立的债的类型。就侵权法进路而言,侵权法预防目的的发展,结合利润剥夺的正当性基础是为了保护交易选择权,保护财产规则,将利润剥夺救济制度归于侵权法体系无疑是破坏性最低的选择。在明确利润剥夺救济制度归属于侵权法体系后,我们再以此为基础,围绕《民法典》1182条,对其性质进行剖析。在《侵权法》第20条规定的影响下,学界通说都将侵权法中的利润剥夺救济认为是财产损失的赔偿标准,甚至在我国立法者的构想中,其也仅仅只是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非为独立的请求权,上述观点确实也可以由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证成。然而,不谈《民法典》第1182条已经将利润剥夺救济由顺序适用变为选择适用,假使拟定其为标准,通过分析可得,首先被侵权人损失与侵权人获利是指向不同对象的不同标准,其次侵权人获利不可被推定为被侵权人损失,最后“计算标准说”自身也无法保持其解释上的一贯性,该观点并不正确。结合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晚近的发展,包括受益型侵权概念的出现,损害赔偿概念的新发展以及侵权法功能的拓展——预防功能的崛起可知,原先对利润剥夺无法融入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质疑基础都已经被动摇,这些都进一步论证了其在侵权制度中的可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可得,《民法典》1182条所规定的利润剥夺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也是一种新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与赔偿损失相区分,应有其独属的构成要件。最后,针对利润剥夺救济方式在司法适用上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首先是适用范围,现有法律规定限定于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益,对此,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得出“权益不可分享性”原则,解释了物权、知识产权、非物质性人身权在适用利润剥夺救济时正当性递增的原因,并进一步展开分析了在故意要件的存在下,该救济拓展适用于物权侵权乃至债权违约特殊情形之可能。其次,就构成要件,现有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点,是否应以实际损失和故意为前提,答案皆为否,目的在于用较低的证明标准以提高利润剥夺救济的适用,再在数额计算上予以严格限制即可。在金额确定的问题上,第一我们需要明确“利润”之界定,本文认为应强调积极获利;第二要明了剥夺的利润和被侵害权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被侵害权益构成获利行为并不可少的“实质内容”时,可要求返还全部获利,若并非必要成分,则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的贡献度,数额范围应高于恢复性损害赔偿又低于全部所得,以“鼓励你代之以合同约定”。在金额的计算上,根据不同权益可分为三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摘要： 2月28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在线上线下同步召开2023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国自行车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副理事长霍晓云，协会相关部门和全国自行车信息中心的相关人员，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罗斯达一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网、中国工业报、消费日报等中央新闻媒体代表，《中国自行车》、《单车志》、《骑行家》、美骑网、野途网、骑友网、燃情单车网、营商电动车、电动车第一资讯、电动车观察员、电摩公社、电动车头条等行业主流媒体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协会行业发展部主任、新闻发言人郑小玲主持。

关键词： 上杭县   政策执行   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政策  

摘要：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了个人所得税计算中允许扣除6项专项附加扣除,同时对其扣除的范围和具体的实施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管征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本文选取了龙岩市上杭县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执行环节作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不对称理论、量能课税理论等理论为指导,以动机-激励-信息框架结合实践进行了分析。作者在基层税务局从事个人所得税管征工作多年,采用访谈法深入一线经办人及企业财务,了解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政策在上杭县税务局的执行情况。通过深入分析上杭县税务局基本情况、政策对象的特点和相关政策执行流程等发现,尽管个人所得税新政是惠企惠民的好政策,由于上杭县建筑劳务企业基数大、管征难度高、自主操作能力弱,相关制度设置不完善以及政策执行机构动机不足等原因导致了上杭县税务局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在政策对象、政策执行方式、政策执行机构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的问题。由于个人所得税新政在我国执行的时间不长,还有一些需要借鉴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论文最终就如何推动决策部门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政策和有关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改进,并提高税务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养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 助贷机构   服务收费   收费标准   收费比例   收费监管  

摘要： 随着“互联网+金融”浪潮的兴起,金融创新业务不断涌现,以“金融机构+助贷机构”为合作模式的助贷业务快速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金融机构小额放贷模式,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助贷行业的发展拓宽了信用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疏通了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助力我国构建更稳健、多层次、抗风险能力强的金融借贷体系。助贷机构天然优势使其获得了市场极大认可,助贷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目前,助贷业务处于监管框架不清、法律法规空白的状态,仅存在几部规范性文件限定助贷机构合作的资质和授信业务,对助贷机构服务费用的规范更为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助贷机构相关的争议也在逐渐增多,其中助贷机构服务费用收取的问题争议既是焦点也是难点,服务费用是否应该纳入民间借贷利率4倍上限规制范畴,服务费用表现出来的各种隐形收费问题逐渐涌现;另外,助贷机构利用数据优势,使其在与放贷金融机构合作时主导了话语权,在借贷利息分成方面要远高于放贷机构收取的比例的问题也逐渐凸出,作为金融中介的居间方,其获得的收益比例能否高于出借资金的放款方尚需讨论。助贷机构服务费用规范的缺失,引发司法裁判的争议,损害司法公信力,同时也带来助贷机构能否被纳入监管争议。助贷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被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因此,助贷机构参与的借贷领域更多属于普惠金融范畴。保护信贷弱势群体,成为规制助贷机构服务费用的正当性来源。普惠金融在信贷业务方面的使命是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更便捷的资金支持,而助贷机构的隐形收费和高比例的费用提成都推高了资金使用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负担。助贷机构在服务费用收取的方面已经偏离了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使命,因此需要规制助贷行业的服务收费问题,纠正助贷机构的使命漂移。在收费标准方面,应该出台助贷业务收费规范,限制隐形收费,助贷业作为居间交易行业,可以拥有独立的收费标准,不应将其收费纳入民间借贷上限统一限制;同时,助贷机构作为居间中介机构,其在借贷交易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获益不应高于提供资金的放款方,立法应该确立助贷机构收益分成比例不超过放款方的分配原则;当然,基于助贷业服务的借贷业属于金融领域,立法应该将助贷机构纳入金融监管,当前宜将其纳入与民间金融监管机构相同管理部门监管,明确助贷机构具有告知和说明义务,健全助贷机构业务开展责任制度,促进普惠金融,助力助贷行业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   超额利润分享  

摘要： 人力资源在现代企业价值创造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企业也非常看重对关键员工的激励,企业通过建立各种不同的激励机制,全方位激发员工的内驱力,与员工关系更稳定的同时也防止了优秀员工的流失。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企业逐步建立完善短期、中期、长期激励机制。能否充分调动关键岗位员工的创新性和能动性,是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可以成功的的关键因素。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方法,超额利润分享机制因适用范围广、操作性强、“零门槛”激励,受到国有企业的欢迎,有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展了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研究和实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研究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对公平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回顾。A公司制定了超额利润分享方案,但是经过问卷调查和深层访谈,我们发现,该公司的一些高管的工作热情并未得到充分的唤醒,甚至还出现了“搭便车”的侥幸心态。部分属于部门骨干的普通员工认为这个方案对他们没有激励作用,反倒让他们收入降低,导致对此中长期激励方案心存怨气。深入剖析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战略定位不清晰、缺乏针对性遴选和考核机制,组织结构缺乏战略适应性和内部控制形式化的原因。针对以上原因,本文提出A公司应该从明确战略定位和组织结构、制定科学的遴选和考核机制等方法来解决利润分享对象选拔不科学、分享方式不公平、分享金额未达预期等问题,对A公司的超额利润分享方案提出优化建议,并提出对应的保障方案。目前,国有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的实践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系统地对国有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研究仍然比较少。本文选取国有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希望可以通过A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案例研究为其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 违约损害赔偿   可得利益   利润丧失公式   限制性规则  

摘要： 我国《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守约方应当获赔可得利益,但并未明确具体案件中如何计算可得利益。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违约损害赔偿认定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替代交易制度、信赖利益制度以及相关的可预见规则等限制规则上,较少有学者尝试构建相对完整的违约损害赔偿计算路径。违约损害赔偿的核心理念在于完全填补守约方的损失,利润丧失公式能够完全满足守约方的可得利益赔偿主张,体现了对完全赔偿理念的坚持。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中有两种计算守约方损害赔偿的方法:主观计算方法和客观计算方法。主观计算方法侧重考察原合同正常履行守约方能够获得的利益并以此作为赔偿的基础,客观计算方法通常赔偿原告的市场价格损失。利润丧失公式属于主观计算方法,其更符合无差异原则以及损害赔偿的目标,因此应当优先适用。利润丧失公式的基本形式是合同价格减去履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当然,不同类型的合同及违约场景下公式可能有所变化。买方违约时,通常需要考虑卖方履行的状态,主要包括尚未履行、部分履行和履行完毕三种情形。卖方履行程度越高,预计履行成本越少,损失赔偿额也越高。当卖方完全履行时,买方的赔偿额正好等于合同价格,因为此时预计履行成本为零。卖方违约时,通常考虑买方可能用于消费、转售和再生产经营这三种不同的交易目的。当买方用于转售时,赔偿等于转售价格高于原合同价格的部分;当买方用于经营再生产时,赔偿额为买方举证证明的自身再生产、经营利润;当买方用于消费时,利润丧失公式较难发挥作用,可以依靠其他方法加以救济。而在更加具体的违约场景中,货物买卖合同和服务合同的区分是有必要的。货物合同买方违约中,卖方作为生产经营者和转售方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卖方是否应当获得替代利润取决于其供应能力以及供应商品的性质;货物合同卖方违约时,需要对买方用作再生产经营、转售和消费三种情形进行讨论。转售的场合比较容易确定买方的可得利益损失。买方作为再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时,通常意味着更高的举证难度。而在买方用于消费或者个人使用时,完工成本规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服务合同违约中,利润丧失公式并非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尤其是在面对服务提供者违约给对方造成人身或者精神损害时,此时需要借助信赖损害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在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中,一些限制性规则也对可得利益是否成立以及其数额大小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可预见规则、确定性规则、减损规则、与有过失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作为利润丧失公式中的减项,需要在可得利益总额中将不可预见之损失、不确定之损失、违反减损义务之损失、守约方过失所致损失、因违约所获收益等扣除。当然,扣减过程中需要注意遵守各项规则的构成要件,同时不能忽视规则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制造业企业   研发投入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经济实力也提升明显,目前已经逐渐进入“新常态”阶段,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靠企业的转型升级来推动,但是研发创新需要企业长期投入人力和物力,并且往往具有高风险性,有很大可能出现研发失败的情况,因此这就使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时承受着巨大研发压力,降低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关注点以及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弥补研发活动存在的正外部性以及高风险性给企业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效应,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我国产业链向技术顶端转型升级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开展研发力度和我国整体自主创新水平,我国针对企业研发实施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该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和研发成本,改善企业的现金流,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研发活动中,从而提高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本文以市场失灵理论和税收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制造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现状进行分析,把2019-2021年沪深A股主板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定量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政策效果,本文从企业所在地区和股权性质两种异质性因素继续分析政策效应。最终得到的结论表明,在适用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后,制造业企业显著提高了研发投入,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且从产权性质上看,民营企业受加计扣除比例提高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从企业所处地区上看,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受加计扣除比例提高的激励作用更强。除此之外,本文还用了双重差分法对2019-2021年的沪深A股主板企业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对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的政策影响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较分析了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前后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差距,验证了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的可靠性。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保持加计扣除政策税收优惠的力度、完善对不同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等角度提出了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