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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企业纵向薪酬差距   收入分享   用工结构  

摘要：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政府不断迭代升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评估的是该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没有评估对企业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评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为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纵向薪酬差距的影响既存在收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其中,收入效应是指,政策增加了可分享的租金,从而放大了分配不公,最终扩大了企业纵向薪酬差距;替代效应是指,政策提升了高技能员工占比,使得整体员工薪酬上升,从而缩小薪酬差距。由于企业调整用工结构往往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替代效应可能弱于收入效应,因而本文提出假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了企业纵向薪酬差距。此外,本文还结合员工议价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基于2016-2019年微观数据,利用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的政策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理论假说;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等稳健性检验方法,证明了本文的核心结论稳健。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政策影响企业纵向薪酬差距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此外,本文还对员工议价能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行异质性检验,拓展了研究内容。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使企业纵向薪酬差距扩大了0.50%,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相比,管理层平均工资相对增长,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第二,员工议价能力的提升缩小了企业纵向薪酬差距,实现了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相对提升;第三,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若企业进一步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将有所缓解。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建立更公平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为基层员工提供畅通的上升渠道和薪酬增长空间,限制管理层的最高收入;第二,重视员工监督力量,充分提升员工代表话语权,保障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第三,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针对性,进一步细化研发费用扣除标准,尤其是对研发人员薪酬水平的要求;第四,加强同类税收政策的协同效应,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加快构建扩中提低的共同富裕政策体系,从而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缓解加计扣除政策对共同富裕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风湿免疫疾病   门诊治疗费用   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  

摘要： 目的:本研究从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治疗费用的角度出发,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全面了解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治疗费用的现状,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满足人群风湿免疫疾病健康需求,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为有关部门指定卫生政策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抽取5个城市的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获取2017-2019年的门诊费用数据。按照“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框架,分别从机构流向,筹资来源,受益人群和治疗费用内部构成的角度,对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费用展开全面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结构变动分析法以及非参数秩和检验对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费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17-2019年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治疗费用从32587.47万元增长为55053万元,次均风湿免疫疾病门诊费用从501.12元增长到597.67元。从服务提供机构维度,综合医院门诊费用占比最高,均超过60%。从受益人群维度,门诊治疗费用集中在55-64岁年龄段人群,弥漫性结缔组织病和与代谢内分泌相关的风湿病所消耗的门诊费用居于前两位。从筹资来源维度,来源于公共筹资方案的费用占比62.96%,来源于自愿筹资方案的费用占比2.34%,来源于家庭卫生支出的费用占比34.69%。另外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得出,关联序列位于前两位的是西药费和化验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显示,2017-2019年风湿免疫疾病门诊费用总结构变动度是26.53%,结构变动贡献率位于前三的是中草药,西药费和检查费。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参保类型,机构级别都对门诊治疗费用产生影响。结论:1.2017-2019年辽宁省风湿免疫疾病门诊治疗费用和次均门诊费用呈上升趋势。2.不同类别疾病和不同年龄组的风湿免疫疾病门诊治疗费用构成有明显差异。3.不同机构类型的门诊费用占比不同,多集中于综合医院。4.药品费所占比重最高,西药费,化验费,检查费等未能体现医务人员医疗服务价值的项目是引起风湿免疫疾病门诊费用波动的主要因素。5.家庭卫生支出占比高,个人疾病负担重。6.影响患者门诊治疗费用的因素有年龄,性别,参保类型和机构级别。

关键词：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会计   应用策略  

摘要：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作为会计核算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财务会计强调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本文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中的应用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概念，分析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中应用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提高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重视、加强合同管理、规范售后回购、提升人员素质、加大监管力度等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摘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3%，降幅较5月份收窄4.3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二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2.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8.7个百分点。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3884.6亿元，同比下降16.8%，降幅较1月份至5月份、一季度分别收窄2个和4.6个百分点，累计利润降幅自年初以来逐月收窄，工业企业利润稳步恢复。

摘要：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已然成为当下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内外相关案例更是屡见不鲜。这一举动在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同时，更对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动因及治理极为重要。只有对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现象给予足够重视，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关键词： 连锁股东   费用粘性   市场合谋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2022年6月,我国修订《反垄断法》,第一次强调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审查,目的是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打破市场分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连锁股东是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随着资本市场走向成熟,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回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会同时投资多家同行业企业。企业间基于连锁股东形成的社会网络联结现象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十分普遍,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连锁股东在利用信息资源优势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也有动机通过隐蔽途径加剧利益集团合谋,扭曲市场价格机制。而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到连锁股东产生的协同效应,对其负面影响关注不足。因此从市场合谋的视角研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对于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成本管理的视角出发,在对连锁股东与费用粘性的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成本性态理论、市场竞争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连锁股东与费用粘性的竞争性假设,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OLS模型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分析、作用路径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连锁股东显著增强了企业费用粘性程度,体现为连锁股东的市场合谋效应。且通过Heckman两阶段检验、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保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2)从影响机制看,连锁股东增强企业费用粘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合谋,即行业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地位越高和连锁股东市场势力越强,连锁股东的负面影响越大。(3)从作用路径看,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委派董事和减少股权激励影响企业费用粘性。(4)从缓解机制看,提高股权制衡度、内部控制质量、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质量均能缓解连锁股东合谋导致的费用粘性增加。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从市场合谋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支持。(2)从股东社会网络联结的视角拓展了股权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丰富了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研究。(3)为降低连锁股东负面影响,修订反垄断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R&D支出归类变更   融资约束   归类变更盈余管理  

摘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技术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但创新活动常常伴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风险,因此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政府颁布了具有普适性的加计扣除政策。近年来,加计扣除政策经过多次修订,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2018年将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75%的调整,使得已享受政策企业在相同R&D支出水平下可获得的税收抵免红利大幅提高,为企业进行避税导向的R&D盈余管理提供了可乘之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空间逐渐受到限制,利润操纵手段逐渐转向安全性更高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面对2018年高加计扣除比例的“再加计扣除”调整,已受惠企业是否会出于税收规避动机,将非研发类费用计入R&D科目中即进行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呢?鉴于不同产权的企业往往避税表现并不相同,同时我国大多数企业均面临着程度不一的融资约束问题,因此本文引入以产权性质与融资约束程度为划分标准的企业异质性,讨论其会产生怎样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以2016年至2020年非负面清单的A股上市企业做为研究样本,采用同时控制企业、年份以及行业时间趋势项的PSM-DID方式,具体内容包括:阅读梳理相关文献,在委托代理理论、创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探究2018年高加计扣除比例是否会引起持续受惠企业进行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及具体操纵手段,并引入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异质性,考察其调节效果;进一步考虑政策时滞性,分析高加计扣除比例对R&D支出归类变更的动态边际效果;同时关注由高加计扣除比例吸引而来的企业,以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判断政策放宽主体范围是否会引起低效企业的涌入,而降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结论如下所示:(1)2018年R&D高加计扣除比例会在2.29%程度上加剧始终受惠企业的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表现为将生产成本计入R&D支出科目。(2)相比于国有企业,利用高加计扣除比例虚增R&D支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税收规避意图。(3)越是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就越愿意进行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缓解资金压力,并且这一正向调节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4)政策调整所诱发的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在时间上的动态边际效果为逐年攀升,高加计扣除比例对R&D支出操纵行为具有持续性作用。(5)2018年首次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也会进行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甚至诱发程度要高于始终受惠企业;另外,这类企业也会将生产成本“研发化”以虚增R&D支出,分析其动态边际效果发现在2020年操纵程度达到峰值。一方面,本文扩充了避税导向型R&D支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文献依据,丰富了加计扣除政策的评价维度,具有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本文认为立法者应明确R&D费用划分界限以严防R&D支出操纵行为,执法者可加大审查监管力度,结论具有政策意义。

摘要： 编辑同志：我上次赶着去参加名人演讲会，在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司机绕路说是走某条路更近，后来我才发现实际绕了远路。不仅导致我的打车费用暴增，我也因迟到被拒绝入场，门票价值一千，司机应承担责任吗？珠海市郭女士

摘要： 不做销量做利润,终极目标仍然是利润。1998年，营销专家金焕民老师与王荣耀老师曾经提出“不做品牌做销量”的观点，反响巨大。销量与品牌互为因果关系，销量起来了，自然就是品牌。“不做销量做利润”，有了利润，销量不是难事。销量与利润互为因果关系。这是我提出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