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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   生态类自治权   自治机关  

摘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保护和推动人类健康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繁荣发展就要依靠良好的自然条件。响应时代号召,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当务之急的工作任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自治权是我国宪法法律赋予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项基本权利。生态类自治权便是民族地区自治权的内容之一。我们的生态环境与整个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相关,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国家十分注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人类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是我们一直探索的时代问题。而目前现在我国每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平均人口居住总面积大约为612万平方公里,占到了目前全国平均人口居住总面积的约64%,并且还因为拥有丰富的天然山地、草原、水资源以及珍贵的动植物等等众多天然资源。因此,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生态类自治权尤为重要。本文第一部分对民族地区生态类自治权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论述。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民族地区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原则和生态类自治权的原则。第三部分依据相关法律依据分析了民族地区生态类自治权实施效果。第四部分考察民族地区生态类自治权行使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对民族地区行使生态类自治权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   立法精细化   不必要重复  

摘要： 新修订的《立法法》采取收放结合的制度设计,在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同时,对立法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以规避立法权滥用可能造成的法律体系统一性遭破坏的后果。此种制度设计旨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致性与逻辑性的平衡,通过限权方式维护法制统一,同时以放权的方式满足设区的市差异化的立法需求,使地方立法者能立足地方实际,为地方治理提供有特色、可操作的法治供给。但是,《立法法》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仍存在诸多缺漏,并在立法权实际行使过程中以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一是对设区的市横向立法权限的限制严重抑制了地方实际立法需求,造成立法需求与立法权限的失衡。二是缺乏针对立法不必要重复问题的审查监督机制,致使立法资源被严重浪费以及地方立法彰显地方特色的应有功能难以充分有效发挥。此外,地方立法精细化水平低也成为立法不必要重复这一影响立法质量的痼疾难以有效根除的重要原因。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及成因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完善举措。一是充分有序释放立法空间。二是提升地方立法精细化水平。三是构建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审查机制。

关键词： 党的执政能力   长期执政   民主集中制原则   实践路径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论述,同时结合国内国情和党的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在七十余年的长期执政过程中对规范党内生活与指导国家政治实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的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国内外执政环境和党内情形都发生了一定变化。针对党内出现的新情况,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面对国内复杂的环境和多变的世界局势,为巩固执政地位从而实现伟大中国梦,党中央又提出了“长期执政”这一重大议题。中国共产党想要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必然要从党自身的建设入手。如何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制度优势,怎样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当前需要攻克的难题。从提高长期执政能力这一角度去审视当前民主集中制存在的不足,能够提供研究的新视角,加强新时代实现长期执政与完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联系。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视角出发,对新时代民主集中制贯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坚持贯彻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从而切实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进行思考与探究。论述先从相关概念及理论综述出发,重点阐述执政能力和民主集中制及其相关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理清理论发展脉络。其次,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历程的基础上,从实践历程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从而为当下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供历史借鉴。最终从提高党在新时代的长期执政能力这一视角去审视当前民主集中制存在的不足,以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的具体方面为切入点构建独特的民主集中制完善路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对实现党长期执政目标的制度保障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了本论文的结论:坚持贯彻与完善民主集中制对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目标起到重要保证作用。通过坚持贯彻并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让全体党员深入学习民主集中制理论并科学准确把握其内涵,注重民主与集中并重,健全民主集中制党内法规制度,党的学习能力、价值引领能力、全面集中领导能力和法治能力等长期执政能力要素得到了整体提升,为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目标奠定可靠基础。

关键词： 马萨诸塞   英帝国体制   邦联制   早期联邦制  

摘要： 美国早期联邦制的建立离不开各州的参与,在这一复杂的制度构建过程中,马萨诸塞无论是在脱离英帝国体制,还是在构建邦联制以及联邦制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参与,始终是国家制度建设中较为稳定的追随者和构建者。马萨诸塞促进北美各殖民走向独立并构建新制度。七年战争后,一系列“新殖民地政策”造成北美各殖民地经济利益的损失,破坏其民主和自由,马萨诸塞人民为此做出反抗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英国于1774年又相继通过4项强制性法令,其中《波士顿港口条例》和《马萨诸塞政府条例》引发马萨诸塞社会危机,故马萨诸塞与其他殖民地组织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同时,马萨诸塞民兵与英军的几次正面冲突,彰显了其抵抗决心,加速独立战争的到来。第二次大陆会议时北美各殖民地迅速组织起正规的大陆军,并于1776年7月4日正式宣布独立。独立前后,建国者们也在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松散的邦联制成为当时的首选。在制定《邦联条例》的过程中,马萨诸塞代表普遍倾向于保护州的权力,支持将大部分责任和权力授予各州,而不是大陆会议。马萨诸塞的谢斯叛乱进一步暴露邦联制的软弱,使各州更加重视建立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在邦联制下,邦联国会权威性较小,各州都主张拥有强大的州权,但由于社会矛盾积压而迅速爆发的叛乱让曾被引以为傲的邦联制陷入尴尬的境地。马萨诸塞的谢斯叛乱让州政府深感凭借一己之力很难平息叛乱,但国会因缺乏资金和相应的军事权力而无法进行援助。这使得马萨诸塞和其他州进一步思考制度建设的问题。在制宪会议的过程中,马萨诸塞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结晶,其州宪法中人民参与和批准的立宪方式以及分权制衡的政府模式为联邦制宪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并且马萨诸塞的代表们对州与全国性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国会的结构设计以及个人与政府的权力分配都积极发表意见,促进联邦宪法在制宪会议上的通过。马萨诸塞是第六个批准宪法的州,以实际行动支持联邦制在美国的运行。围绕着是否批准宪法,美国社会中形成了反联邦派和联邦派两个庞杂的阵营,马萨诸塞亦是如此。1788年1月9日在波士顿召开的宪法批准大会是所有州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们来自各行各业。会上马萨诸塞的反联邦派和联邦派就代表制、选举、国会的权力、奴隶制问题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以187票对168票的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马萨诸塞成功加入了联邦。新宪法得到九个州的批准后,联邦制正式被确立为美国的国家制度。但对于联邦制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债务问题、《权利法案》问题及外交危机再次引发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争论。马萨诸塞整体上倾向于在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宽泛的理解联邦政府的权力。总之,美国早期构建联邦制的过程中,马萨诸塞一直是稳定的支持者。虽然其内部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总体而言,马萨诸塞对联邦制的构建持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日本   明治时期   地方自治   地方名流  

摘要： 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地方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日本的地方制度几经变革才最终稳定地确立下来。纵观这一时期日本地方自治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地方自治实施之前,即明治政权建立到1878年三新法颁布为止,在地方实行大区小区制。其次,从1878年三新法颁布到1888年地方自治立法制定前,为地方自治的初步实验阶段。最后,地方自治立法颁布后,经过一系列改革终于在1911年市制町村制改革后稳固地确立下来。而明治领导人在最初设计地方制度时,就意图让地方名流利用其名望、智识等管理人民,以达到稳定地方统治,防止中央异动危及地方的作用。地方自治立法中通过财产限制、名誉职制度等确保了地方名流能够当选村吏、町村长、议员等的可能。他们在任职上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发展教育、投身地租改正事业,并争取铺设铁路、指定特别出口港等项目。同时创办地方自治的辅助机关让下层民众了解并支持地方事务。地方名流参与地方自治,不仅有利于稳定地方的统治,而名流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财力、关系网等也带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和振兴。

关键词： 韦伯   美国观   新教教派   联邦制   资本主义精神  

摘要： 本文意在搭建起“韦伯的美国观”,从历史发生学追溯美国社会起源及其伦理构造,也将其与托克维尔互为观照。总体而论,美国经验恰恰是以典型的社会构造现身于韦伯的文明比较框架的,并为延伸其现代文明洞察贡献了历史与生活经验,二者互为参照。从文明起源看,美国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可追溯至新英格兰时期以清教教派为中心的生活传统。新教教派以自发性结合为原则,结合成员资质审查以及兄弟之爱等伦理机制,从而以强大的心理支配和道德纪律培育起个人的伦理资质,最终渗入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从政治理性化看,联邦制暗含美国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兴起,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共和主义光环。因此,联邦党人仍在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原则框架之内纳入联邦制,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与分立的制度设计为公民自由开辟了伦理实践空间。特别是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州之间的主权分享,本质上是基于共和理念的治理权力分配,故而形成了行政分权与政府集权的制衡关系格局。此后,美国民主由托克维尔时代政体与伦理相称的格局逐步降格为韦伯时代的“官僚化的民主”格局。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官僚化也在共同导向“制度化经营”的生活图景。然而,领袖民主与政党官僚化之间的互为结合与相互牵制则规避了社会生活过度官僚化而走向总体化。此外,早期美国通过民主与自由原则的携手制衡而建立起平等的民情,从而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了社会条件。因此,正是美国文化制度的原初格局与内在张力才折射出其生活之道的价值理性。更深层说,其文明深处的伦理张力根源于新教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传统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在方法上,韦伯的文明发生学诉诸的是现代社会形态起源与变迁的历史主义路径,这为处理不同文明社会及其伦理构造提供了实践方式。总之,美国文明的内核是建立在清教教派基础上的团体生活气质,并依照基于共和理念的民情架构纳入现代性制度要素而奠立“民主的民情”。

关键词： 国家立法权   国家立法权配置   先行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尤其是党中央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战略决策后，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成为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相应地，国家权力配置研究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一直以来，作为我国国家权力配置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立法权配置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话题。1982年宪法以基本法律为界配置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国家立法权，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非基本法律制定和修改权的同时，还有限地享有基本法律修改权。但由于基本法律范围不清、效力不明的规范漏洞，以及全国人大立法能力不足，全国人大不仅立法数量远远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无法有效地行使基本法律制定权和修改权。再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在时机、幅度和频率方面存在不符合宪法约束的情况，面临失范的质疑。因此，如何更好地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配置国家立法权，健全全国人大制度，一方面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对于完善省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配置也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与全国人大制度一道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经历了从1954年宪法框架下的全国人大独自行使国家立法权到1982年宪法框架下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模式转换。两种国家立法权配置模式转换反映了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基本理念从模仿他国到适用国情的转变。从微观上来看，1954年宪法模仿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这一制度设计因为不能适应国情而效能不佳。通过全国人大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获得了部分法律制定权和修改权，辅助全国人大进行立法。随后的1982年宪法吸取此前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配置了我国国家立法权，正式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并构建起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工配合、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框架。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历史轨迹表明：第一，配置我国国家立法权应当充分考虑历史经验和当前国情;第二，由于全国人大立法能力的不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比较优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国家立法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全国人大的国家立法权逐步通过决议授权或宪法修改转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基于路径依赖，未来调整国家立法权配置，进一步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是较为妥当的制度选择。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都有赖于内设立法职能机构作用的发挥，分别考察二者的立法职能机构有助于揭示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组织基础。对全国人大而言，主席团、代表团和专门委员会是三个主要的立法职能机构，但主席团和代表团不仅是临时性机构，而且主要由兼职成员组成;常设的专门委员会则由于全国人大会期短暂主要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委员长会议、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三个立法职能机构既是常设机构，也主要由专职成员组成，三者之间还形成了“委员长会议—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科层式组织关系和运行模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立法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组织支持。经过对比分析，除会期长短、代表数量多寡和代表专职与否三个因素外，立法职能机构的设置和运作也左右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以上四个因素深刻地影响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能力的强弱。此外，委员长会议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的突显，使得全国人大原有的下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院双层”的组织结构有演变为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一院三层”的趋势。　　与立法实体权力相配套的立法程序对立法权的行使至关重要。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本各自独立、分别运行的立法程序，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制度的出现和发展而发生了交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全国人大立法进程提供了程序上的可能。先行审议制度源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自我创设，从立法惯例逐步上升为法定制度并不断得到强化，已经发展为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前置程序”。诸多立法实例表明先行审议制度不容忽视。例如，原本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农业基本法”在先行审议环节被修改为“农业法”，从基本法律降格为非基本法律，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再如，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慈善法的基本法律地位遭到来自全国人大代表的质疑。一方面，先行审议制度提升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效率，也为全国人大审议法律奠定了基础，提高了全国人大立法质量;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先行审议制度实现了“程序性扩权”，不仅实质上决定着全国人大能否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而且使全国人大代表的立法提案权难以有效行使，至今尚无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法律案进入全国人大会议议程。总体看来，先行审议制度有着坚实的现实合理性

关键词： 阆中古城保护   地方立法权限   从无权到权力重合   反思  

摘要： 阆中古城保护的法制化进程始终与我国地方立法的发展紧密相连,阆中古城的保护历程几乎是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缩影。阆中古城是一座千年古城,其地方立法保护之破冰始于我国地方立法权的赋权,2015年《立法法》修订之后,古城保护又出现了地方立法权限的重合问题。本文对阆中古城保护之地方立法权限问题展开分析与反思,并希冀能够提出完善古城保护的相关建议。论文主干部分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证。第一章为作为地方立法的阆中古城保护立法。首先对我国地方立法进程进行了简单的回溯,其次介绍了阆中古城概况及其文化价值,然后将阆中古城保护的地方立法历史沿革总结为曲折中的规范探索、古城保护开始走向法制化、古城保护的立法主体的增加、古城保护立法更加完善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阆中古城保护地方立法内容上倡导性条款不足且不够细化、保护理念仍显落后两点不足。第二章对阆中古城保护中的地方立法权限进行分析与反思。笔者从地方立法权限的视角将阆中古城保护历程划分为无权而为、权限不清、有权不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和反思。无权而为的主要形式在文件治理,全面对其效力、原因、特点及危害进行分析和思考而得出不能以文件治理代替法规,应当让古城保护走上法制道路的结论。权限不清主要表现在横向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内容本身存在歧义、纵向省、市两级事权不清晰两方面。思考存在的原因和危害得出必须对地方立法权限加以明确。对无权而为的概念和认定加以阐释,反思无权而为的原因、特点和危害。第三章回应阆中古城地方立法权限和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包括厘清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明确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限、敢于立法、善于立法、创新保护模式、加强地方立法的立法参与度六点建议。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   税收立法权   借鉴   完善  

摘要： 中华民族的文明有古有今,历经五千年的发展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壮丽,久经考验历久弥新。中华民族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给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各兄弟民族和衷共济、团结一心、创造了多项奇迹。如今,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团结各族人民,凝聚民族力量,确保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保证国家安全。团结各族人民,首要是确保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能够跟上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但就目前财政数据分析,民族自治地方受到市场经济和地域位置的影响,发展较我国其他地区仍有很大差距。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税收立法权不仅是国家政府调控资源的一种手段,更是民众公共需求得到满足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既是享有民族自治权的主体,同时也是国家税收管理体制中的课税主体,为更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领导下开展经济建设,给与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尤为重要。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内涵及理论基础,对税收立法权的相关的理论概念作出辨析,论证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第二部分考察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行使情况及问题。第三部分阐述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四部分借鉴国外税收立法权划分的经验和教训。第五部分对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完善提出建议。在严格遵循既有法律的基础上,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法律体系。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制度完善  

摘要： 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1982年《宪法》修改以后,地方立法权经过不断的试验与探索,最终于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以后下放至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扩容,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使国家法律更好地落到实处。虽然地方立法权的主体的扩容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在其进六年来的运行之中仍然凸显出了一些现实困境。比如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方面,由于大多数设区的市之前并没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经验,立法能力和立法水平也需要进行提高,导致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路径依赖的现象。在立法前,对于法规草案的起草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这影响了法规的科学性。在内容方面,出于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三事项”以及“等”字的不同理解,部分地方立法可能存在超出《立法法》授权范围的情况;部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条文也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形。导致出现内容方面的困境的原因可能是审查批准制度的实效性不足以及上位法出现修改的情况后,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法规清理来保证地方立法的与时俱进。因此,针对出现的上述困境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进行完善。通过建立“双组长制”的法规起草方式以及委托起草的方式保证法规起草过程中充分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建立立法评估制度,在地方立法起草过程中进行完善的评估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建立地方立法清理制度,包括针对上位法出现变动时采取的即时清理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来保证地方立法能够因应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修正。最后,激活审查批准程序的效用,使省级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把关的作用,保证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