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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依法立法  

摘要： 《立法法》修订和《宪法修正案》明确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法律地位。但拓展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不应忽视地方立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为实现立法权下放的初衷,对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权的运作法治方式进行探索,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 帮助犯   共同犯罪   单一正犯   犯罪参加  

摘要： 帮助犯,是区分制体系为弥补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后出现的缺陷而提出的概念。换言之,帮助犯是区分正犯与共犯（即区分制）的犯罪参加体系的产物;如果刑法采取区分制体系,就必须在刑法总则中明文规定帮助犯此种犯罪参加类型。这在德国刑法和日本刑法上也得到清楚说明。实际上,帮助犯的法律规定及其学理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区分制体系下定罪处罚的难题,但同时也引出很多新问题。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自然也就没有帮助犯的规定。区分制体系引发的定罪难题和处罚难题,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单一正犯的解释论,都可迎刃而解,没必要运用帮助犯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而且,相对而言,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帮助犯案件,遵循我国刑法规定处理比遵循德日刑法规定处理更合适。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处理帮助犯问题的基本思路。首先,在词语辨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以“单一制/区分制”范式建构犯罪参加问题的整体话语系统;其次,描述犯罪参加行为的两种审查模式:“由正犯到参与”“先外部后内部”;最后,在论说采取区分制体系的刑法必须规定帮助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不规定帮助犯的现实,明确提出在我国应以单一制体系作为处理帮助犯之定罪处罚问题的基本思路。第二部分,探究区分制帮助犯理论的若干不足。区分制不可能提出一套合理的理论方案以准确区分出帮助犯和正犯（含共同正犯）。而且,共犯从属性说不具有合理性,按区分制也难以说明处罚帮助犯的实质根据。第三部分,对帮助犯之行为构造进行功能性论证。首先,叙述构成要件思维的价值,即,构成要件是化解在以帮助形式参与犯罪的问题中罪刑法定和处罚需求之二律背反的重要工具;然后,在指出传统学理没有妥当论证帮助犯之行为构造的基础上,借助功能主义的思考方法,将帮助犯的行为分解为原因设定行为和结果惹起行为。这一方面使得帮助犯在充足构成要件的意义上取得与间接正犯完全相同的地位——两者没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又使得帮助犯的未遂判断恪守实质合理性、不致过分提前。第四部分,说明按照单一正犯理论处理帮助犯案件的重大优势。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所有共同犯罪人能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确定其罪名,能保证帮助犯之定罪问题得到妥当处理,这尤其可以通过网络犯罪积量定罪问题和秘密帮助定罪问题予以展示。而且,按照单一正犯理论解释我国刑法共同犯罪规定,有助于摆脱区分制之不能区分正犯和帮助犯的泥淖,使得刑罚的轻重与帮助他人实行犯罪的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关键词： 村庄共同体精神   地方自治   庄园法庭   习惯法  

摘要： 对于英国地方自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虽然学界普遍认同英国具有自治传统,但多是从郡自治、城市自治以及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来论及自治问题;而却忽视了当时社会最为广泛的主体——村庄以及其所属村民。在当时多重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村庄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常态,村庄大量事务只能依靠村庄共同体及其民众予以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村庄共同体精神也随之而生,它既是对村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的认可同时也是村庄内部各项事务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村庄共同体精神为线索旨在以新的角度诠释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的历史演进及运行模式,同时也为英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源流与制度变迁依据。本文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进行界定的同时并论证其形成原因。英国作为“地方自治之母国”,它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有限王权是英国中世纪较为典型的政治现象之一,它的“不作为”为村庄自治提供了存在发展的空间;而经验主义的传承一方面使英国自治的传统得以延续,同时对于自治规则的形成与乡村司法裁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作为支配国家精神领域的基督教对地方自治的生成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抑制王权扩张的同时对于民众自治理念的培育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部分介绍了共同体精神对村庄内部自治体制的影响。地方自治的运行需要具备三重要素——自治组织、自治规则以及匹配的运行机制。在村庄内部,庄园法庭既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处理领主与村民之间纠纷的主要场所。而习惯法是乡村自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基于村民公共利益而形成的规范,既调整着村庄不同主体的社会行为,同时也是对乡村秩序的表达与维护。此外,村庄共同体实现对于村庄的有效管理主要凭借村官的力量,它(村官)既代表着领主的切实权益,同时也是村民集体利益的代表,这双重身份使得村官选举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部分介绍了村庄共同体精神在村庄公共事务处理中所发挥的作用。面对王权力量有限的现实情况,原本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下移至基层社会。村庄共同体作为英国地方自治的重要载体,它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如调节农业生产、开展扶贫救济以及协调领主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等,发挥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社会效用。而村庄共同体精神作为村庄共同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对于基层自治的运行、村庄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庄共同体模式的塑造发挥了积极而现实的影响。第四部分介绍了地方自治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对于共同体精神的传承。纵观英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进程,除经济、文化、宗教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外,共同体精神对其塑造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村庄传统的自治规则与国家现行法律体系(普通法)相冲突时,村庄共同体精神何以从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二是对于近代地方自治模式的影响。

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利害关系   合宪性解释  

摘要： 通说认为,保护规范理论是用以证成主观公权利的理论。其基本要义为:如果公法规范不仅保护公共利益,同时也具有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就可以生成主观权利。由于该理论具有主观公权利识别功能,其逐渐演变为行政诉权的判定标准。这一源自德国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应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自从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刘广明案”)中援引保护规范理论以来,各级法院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作出裁判的案件频频出现,并引发了理论界的一场激烈争论。以耿宝建、赵宏、王天华为代表的肯定论认为,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可以增加原告资格认定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促进权利保障;以杨建顺、成协中为代表的否定论则指出,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增加了司法适用的混乱,并为限缩原告资格提供了理由。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和争鸣丰富了理论资源,拓宽了理论视野,提供了新的认知思路。然而,既有研究多数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路径,即从抽象的理论层面阐释保护规范理论的起源、变迁及其在我国适用的正当性。受这一研究路径所限,尽管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均不乏对我国审判实践的关注,但都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即我国审判实践中运用的、被命名为“保护规范理论”的理论究竟是何种形态的保护规范理论,这种保护规范理论和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在实质上是否相同。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保护规范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实证研究表明,在保护规范理论的规范范围、权益判定和解释方法这三个维度上,均不同程度存在着截取其片段加以适用的现象。而保护规范理论的片段化适用又自然而然地带来限制诉权的后果。具体而言,一是法院在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时所援引的规范范围有限,不仅缺乏宪法规范考量,限于行政实体法内部,甚至多数并未援引任何规范;二是理论适用所识别的权益多数限于规范所明确保护的利益,忽视行政行为可能对第三人造成的“不利”;三是解释方法主要限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缺少对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既有研究对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批评集中于解释之严苛,然而,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问题绝非仅为解释方法之过。究其根源,一是理论适用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忽视宪法向度,使得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制度依据的模糊,我国与德国行政诉讼构造存在差异,导致在原告资格判定环节提前进行实质审查,限制了理论适用的效果;此外,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依据并非“应当参照”的指导性案例,仅仅是“可以参考”的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且判例之间的适用逻辑又存在差异,造成理论适用的混乱。三是方法论的混沌。在适用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混淆事实问题与规范解释问题,忽视事实问题导致否定诉权,使得保护规范理论承担了不应有的指责。尽管保护规范理论颇具争议,但其仍具有本土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一,我国行政诉讼从规范和实践两个维度都不排斥主观诉讼模式。其二,法定的“利害关系”尚无明确判准,既有实践做法更多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而强调回归规范的保护规范理论有望增加法律解释的相对确定性,提供较为明晰的解释框架。鉴于此,对保护规范理论的片段化适用可作如下修正:第一,在功能界定上,保护规范理论只应限于对第三人利害关系的判定,而不能与诉的利益等其他诉讼要件混淆,在位次上居于法定列举式诉权之后。第二,在权益判定上,应当从“私益保护性标准”转向更为宽松的“规范解释标准”,权益范围包括系争规范所保护的利益以及行政行为所涉公法规范可能对第三人产生的损害,即只要能够通过法解释方式推导出公法与私益间的连结关系,都应予承认其主观权利。第三,在解释方法上,重申体系解释方法并纳入合宪性解释方法以拓宽规范参酌范围,增强权利保障效果。

关键词：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民族区域自治   运行机制   工作成效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采取了"统一协商、统一办理"与"自行办理"灵活结合的工作机制,树立了"希望的中心",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成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乌兰夫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团结  

摘要： 乌兰夫是党和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者,一生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工作。内蒙古是我国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乌兰夫作为民族工作领导人,在领导内蒙古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民族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丰富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乌兰夫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从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定贯彻和成功实践。今天,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科学性,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就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全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从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进行整体概述,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其次,论述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等方面阐明乌兰夫民族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阐述了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以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划分梳理了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再次,重点论述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首要条件和根本保证;有效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是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核心;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法律保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核心归宿;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关键因素。最后,在总结概括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乌兰夫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自决   地方自治   优越性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来论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第一部分概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历程。第二部分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政策,即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民族联邦主义、以英国为代表的地方自治制度和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议会君主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比较。第三部分详细指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少数民族权益、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为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树立典范。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日本   地方自治   地方分权改革  

摘要： 2020年1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境内的扩散，日本政府将疫情防控的重心由“口岸防控”转移到了“本土防控”。在疫情防控的中后期，日本地方自治体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截至2021年上半年，日本依然深陷疫情反复的泥淖，日本的疫情防控存在“战线长、效果差、疫情不断反弹”等问题。本文认为，这是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试过程中的问题“缩影”。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进行地方分权改革，自此不断扩充地方政府权限与财力，推动中央地方关系从“上下、主从”向相对“对等、协力”转变，减少中央对地方的干预。经过两次地方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等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与地方分工不明确、地方财政不足、中央地方行政事务过度融合等问题，暴露出日本目前的地方分权改革仍未实现其设定的初衷。

关键词： 德国基本法   欧盟规范   基本权利   联邦制   合宪性审查  

摘要： 欧洲联盟成立以来,各成员国为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合作,不断向欧盟让渡主权权力,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欧洲联盟也被看作是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的“超国家”主体。在此过程中,各国国内的宪法及政治秩序不断遭受着冲击。因而,欧盟各成员国纷纷在其宪法或基本法中纳入欧盟规范,以便对欧洲联盟与该国国家、公民、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而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德国,更是通过体系化、科学化的欧盟规范,明确了德国向欧洲联盟让渡主权的条件、欧洲公民在德国境内享有的权利、德国联邦与各州在参与欧盟事务过程中的权限分配等内容。不仅如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更是通过一系列涉欧案件的审理以及对相关欧盟法的审查,在实践中延伸出了一套隐性的欧盟规范体系。无论是德国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宪法规范,还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主导的宪法实践,都揭示了德国当局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以及德国基本法秩序与欧盟法秩序的内在关联。本文将分为四章,对德国基本法中欧盟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从宏观角度对德国基本法中的欧盟规范展开了讨论。首先是对欧盟规范的性质与内涵作出界定。欧盟规范是规定在一国国家宪法或基本法中,调整欧盟与该国国家、公民及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欧盟规范属于宪法规范的范畴,但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宪法规范,又不同于宪法中的国际规范。其次是通过梳理欧洲联盟及欧盟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各成员国在宪法中纳入欧盟规范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即使欧盟规范的出现与相关欧盟基础条约及欧盟立法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也不能将欧盟规范与欧盟法归属于同一范畴,二者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最后是对德国基本法所构建的欧盟规范体系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德国基本法中的欧盟规范体系,是围绕“欧洲条款”——第23条展开的,主要涉及欧洲公民的市镇选举权规范、政治避难申请规范、引渡规范、欧盟事务参与规范等内容。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从德国基本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和联邦制规范两个方面阐述了德国基本法文本上的欧盟规范。第二章对“欧洲公民的市镇选举权”“欧洲公民寻求政治避难的界限”、“德国人不引渡的例外”等公民基本权利领域的欧盟规范进行了探讨。这表明,德国基本法中的欧盟规范不仅涉及到对欧洲联盟与德国国家关系的调整,还进一步深入到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享有及行使层面。第三章则重点介绍了德国联邦与各州欧盟事务参与规范的确立和完善历程。德国参与欧盟事务的权力最初由联邦政府垄断,随着欧盟法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州开始提出参与欧盟事务的要求。于是,包括联邦参议院的“提出意见权”和“立法批准权”、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对欧盟立法的“起诉权”、联邦政府的“及时报告义务”、各州代表的“谈判权”在内的欧盟事务参与规范逐步形成。第四章就德国基本法“在制度上的代理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合宪性审查规范进行了分析。首先指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享有的对欧盟法的审查权,不是明文规定在基本法法律文本当中,而是在宪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了维护基本法权威、保证欧盟法在德国的适用与基本法的目标与价值相一致,需要对欧盟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从早期的Solange Ⅰ 案、Solange Ⅱ 案,到 20 世纪末至今的 Maastricht 案、Lisbon 案、EAW案、OMT案等一系列案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始终秉持“宪法优位”原则,同时又将其对欧盟法的审查限制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并根据欧盟法的不同类别或层级有所区别。

关键词： 李维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关系   民族国家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过程中,通过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实践的伟大创举,是一项符合中国现实民族情况的基本政治制度。李维汉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研究其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对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贯穿于其长期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之中。本文对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等作了系统研究,以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其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一部分,明确了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是建立在国际民族主义浪潮和国内民族国家建构的强烈要求之下,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传统民族思想发展而来。第二部分,纵向上以时间顺序分析了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是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摒弃了“民族自决”思想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框架。新中国成立以后,李维汉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发展,纠正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左”的错误,论证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当性。第三部分,横向上对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主要内容进行剖析。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通过立法、干部培养、经济建设和调整民族关系等方式,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联合最终走向共同繁荣。第四部分,分析了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李维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当前,应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项民族工作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