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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脱贫攻坚   君主立宪制   水土不服   联邦制   总统制   议会制   大变局   正确道路  

摘要： 为什么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勤劳民族却长时间处于无尊严的贫苦状态?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内忧不断,外患频仍。我们的先辈在磨难中探索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制、联邦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制度都因水土不服,快速凋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走上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立法特色  

摘要：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行驶与实践已有较长时间,地方立法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仍然存在立法范围较狭隘、立法资源不平衡、法的解释、适用反馈与完善存在不足、立法队伍不充足、地方特色不明显等问题,设区的市应该着重推进立法专业队伍体系建设,加强立法评估工作,坚持立法制定与解释并重,以保障法制统一,同时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和优化地方立法资源布局,确保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科学与合理行驶.

关键词： 立法权   等级要素   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  

摘要：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立法权和等级要素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本文旨在表明,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等级要素概念的批判,辨析、剥离并澄清了被黑格尔遮蔽的现代政治行动的实情,由此指出正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等级要素,市民社会及其各等级获得了决定政治国家的力量,并且揭示了现代立法权制度中存在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立法   变通权  

摘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家法治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民族自治地区推进,由于法律自身局限性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国家制定法在民族自治地区推行时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博弈,与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产生一定冲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有效行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行为规则相互协调、共荣共生,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的有效实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相应理论问题得到了统一、合理的安排,有关自治立法变通权的主体、表现形式、可以进行变通的范围等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变通立法的实践情况却不甚理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虽然广西在自治立法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无论在制定程序还是内容上均有亮点,但变通立法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同时表现出立法内容单一、民族性不强等问题,为保障少数民族同胞自治权的有效实现,我们亟需找出问题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全文共有五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理论研究,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行使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实践研究。在第一部分,本文梳理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概念,解释了为何采用这一概念,并介绍其授权性、自治性、民族性,重点明确了自治立法变通权存在的法理基础,从宪法、立法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为该权力找出法律依据。第二部分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归纳了立法法颁布实施前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在主体、表现形式上出现的变化,并解释了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及意义;除此之外,该部分还介绍了自治立法变通权的范围,即哪些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可以进行变通,哪些不能,结合立法法规定归纳出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实施程序。在第三部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会法制办文件,归纳了近些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情况,总结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自治立法的亮点以及缺憾。随后,结合广西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行使情况,明确了自治立法变通权在促进广西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以及民族团结方面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立法变通权时存在内容单一、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变通立法民族性不强的问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成因;第五部分针对这些问题,从提升立法机关对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壮大立法队伍力量以及增强自治立法民族性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以期推动变通立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江谦   通州民立师范学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婺源   地方自治   佛光社   灵峯学社  

摘要： 江谦,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字改革家、佛学家。其一生事业主要集中于师范教育及佛学活动两个领域。在主持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及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秉持教育救国思想,江谦于新教育体制下围绕人才培养等作出了诸多开拓性的教育创举,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先驱。晚年皈依佛门,致力于佛学救亡图存事业,是近代著名佛教实修派人物。江谦教育事业尤为突出,诸多教育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其集教育家与佛学家双重身份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文献搜集、实地调研、后人采访等途径,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口述史研究等方法,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江谦生活的近代民族危机爆发的“教育救国”“救亡图存”时代背景出发,追踪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思潮等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考察其1902年至1919年任职并管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文字改良等活动,窥视其教育思想内涵;剖析其由教育家转变为佛学家之动因,探究其晚年皈依佛门后1920年至1942年致力于婺源地方自治、创办佛光社与灵峯学社的佛学实践活动,探究其佛学实践活动之特点,辨析、评定其佛学活动性质,科学判定其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定位。江谦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同时深受西学东渐、民族危机下尤以张謇为首的救国思想影响。其守儒家“仁”“诚”之根,受阳明理学影响巨大,践行“知行合一”,集传统儒学与西方“科学”等思想为一体。其成功把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设成为中国近代同级别师范学校中的一流名校,有力助推了中国中高等师范教育的近代化。其于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始终坚持国学之本与应用之实,注重教学改革,反对“袖手空谈”之陋习,倡导“能耕能读”简朴之风,最终使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享誉全国。同期,其于文字改革、推进国语统一及教育普及方面亦发挥了先导作用。江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秉持国学与应用之基,集知名硕儒与留美学子为一堂,学科设置为“海内高师之冠”、首设体育专修科、首倡“三育并举”、首提“终身体育思想”、大力倡导人格感化教育等,对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为全国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国立东南大学具有重要奠基性和开拓性贡献。江谦在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本,兼吸西学,注重实用,立足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基。江谦皈依佛门,既有近代社会思想转型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说的影响、清季民初中央政府对社会管控能力减弱致使佛教复兴的深层次社会外因;亦有其自身长期顽疾缠身的潜在身体内因。倡导佛学救亡图存是其后期皈依佛门之道。江谦晚年由净土入佛门,后融合各宗,仍归净土,受蕅益智旭“儒佛一宗”、印光“儒佛合则为美”思想影响较大。江谦反对社会上泛滥的各种“主义”,视“佛教为新信仰”,极力倡导以“善业自卫国家”,主张“儒佛合一”,以期“德治救世”。其于婺源地方自治中倡导“植林建学”,致力于“包孕教育、宗教、实业、慈善自治融为一冶”的佛学实践活动;成功创办日后成为“全国莲社之冠”的佛光社,力倡佛学教育、佛学研究、佛学文化宣传等,对家乡乃至皖南社会风俗和民风建设影响深远;创办灵峯学社,竭力培养儒佛相通之人才,对苏沪等地佛学文化宣传影响甚巨。江谦寄希望于劝诫人们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止恶为善以改良人心与社会。立足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本是其佛学救亡图存思想之核。江谦佛学实践活动是其开辟的另类救国道路,而非消极避世之举。因佛学救国道路存在先天性缺陷,在初始阶段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其意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寻中国出路和救国良方,并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团结社会中下层人士、改良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其人生以1919年为界,分为教育救国与佛学救亡图存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江谦赞成民主共和,视教育为革新中国的救国途径,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教育改革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江谦反对革命与变法,视佛学为变革中国的救国途径,是佛学救亡图存事业的倡行者。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民主革命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江谦晚年虽未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观其一生,其始终奔波于探寻救国之道的漫漫征途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其教育事业及晚年佛学实践活动的灵魂纽带。其不屈的救国斗志和执着的救国之行,是清季民初无数仁人志士于苦难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艰辛缩影。另外,江谦教育事业及佛学活动无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客观上展露出中国在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及西学东渐过程中,传统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我们有必要关注并重新审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转变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为,以克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危险。

关键词： 地方立法   立法权   主体化定位   限权性规制   立法质量  

摘要： 自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后,国家的立法工作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挑战。2015年《立法法》的修订将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扩大至“设区的市”,但这次的地方立法权扩大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我国的地方立法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后,迎来了地方立法权又一轮新的发展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是一体化下的多元面向还是多元化之下的一体抉择,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地方法制建设的问题关键。综合种种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来看,地方立法权在运行中的失衡问题才是根本所在,即主体化定位与限权性规制之间的深度张力,主要体现为地方立法权行使主体的立法意识与立法能力的失衡、地方立法的功能实现与地方立法权规制之间的失衡等方面。然而,地方立法权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社会习俗等人文因素与地形地貌、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地区之间的法制建设和发展差异日趋明显,国家立法的普适性受到了严重阻碍的同时,即使在将地方立法权进行不断的扩容后,仍然无法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反而形成了地方立法泛滥等现象。所以,地方立法最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权限的扩张与限缩,而在于地方立法权本身,如何促进地方立法健康、高效、高质量的运行,对于解决地方立法目前存在的越权立法、重复立法、抄袭立法、政绩立法等困境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地方立法基本原则的再解读,厘清地方立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涵和地方立法边界。合宪性、合法性标准与央地立法权限的细化将会为地方立法权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立法问责制度的健全可以从内部监督权力运行过程的不规范现象,而公众参与下的社情民意反馈机制在从外部制约权力滥用的同时还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地方立法中“公共理性”的发展,从而促成地方立法权“公众→立法者→立法文本→公众”的循环发展模式,这既是地方立法权规范化运行的要求,也是地方立法在法律体系建设与宪制意义的实现中完成困境突围的根本性需要。

关键词： 宪法   民族区域自治   立法   完善   民族法治  

摘要： 在1982年的宪法之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统一的目标进行了明确,并且将民族区域自治从立法角度进行了强调。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相关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需要对区域和民族自治的关联管理进行梳理;民族自治范畴属于部分的自治权,而从自治权本身则带有权利相关的意味。民族区域自治中立法自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属于单行条例制定的范畴。在与普通立法对比看,单行条例与之较为混淆。从实践考察看,单行条例立法的现状也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立法目的和变通条款出现分歧、民族与区域立法的功能比例失调、自治区域弱化了自治立法,颁布后的运行不畅与修改滞后并存等诸多问题。对此拟定如下的解决路径,将少数民族习惯特征体现在立法的筹备阶段,并在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对民主弥合变通权进行统筹考虑,并通过立法完善过程中对民族法治权威特征进行维护。

关键词： 股东知情权   查阅权   质询权   正当目的  

摘要：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现代公司都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管理方针,股东们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使得大量中小股东不能切时获取公司运行状况,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有利于股东获取公司信息,保护他们的利益。但当下的股东知情权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查阅内容范围过窄、权利行使主体资格不明确以及缺少完备的司法救济措施等,这些问题导致近年来股东权益纠纷频频发生,所以建立完善的股东知情权制度显得极为迫切[1]。

关键词： 立法权   协商民主   立法协商   民主立法   立法质量  

摘要： 立法协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了立法协商的重要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人大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重要概念。随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35）》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协商的参与主体范围。可见,立法协商在党的政策层面得到层层推进。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立法协商是指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的过程中,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机制与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共同商量达成共识的规范化立法活动。上述所称立法协商不同于广义上的,即不同于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立法过程中的协商。立法协商核心在于通过发挥政协组织这一平台的界别优势与政治职能,促进参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有效整合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哲学层面,法律论证理论的引入能够对立法共识、公共意见的达成提供技术性价值支撑。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程序性规则为结果的正确性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并以此种论证弥合论题的实质正确性的裂隙,这对于促进立法共识达成的立法协商程序规则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在政治学理论层面,协商民主理论能为立法协商提供民主价值导向,在前置性公共价值的权威性指导下,以协商组织集中性为特征,协商民主以鼓励个体私益、诉求的自由表达为目标,试图解构公共事务中真实的利益结构与冲突。多元理性主义强调在多元分歧的前提下,注重理性公民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促进共识的达成。在此种民主理论的指引下,立法协商既能考虑到参与主体表达诉求、相互博弈的自由性,还能够通过前置的公共价值与后发的私利协商形成双向互动,有效引导共识的形成,从而在双向互动中作出民主立法决定。面对尚未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立法协商实践,可从立法协商的规范、范围、主体、规则、结果效力五个层面推进人大立法协商的制度化建设。在规范层面,在《立法法》中增加“立法协商”条款,并出台《地方立法协商工作办法》这一地方性法规指导立法协商的地方实践。在适用范围层面,明确立法协商作为部分立法议题的必经程序这一制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定立法协商的议题筛选标准。在参与主体层面,进一步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协商的主导地位,在注重政协作为开展立法协商重要平台的同时积极发挥其他平台的作用。在协商规则方面,以增进协商实效性为导向,建立审议式辩论的立法协商规则,通过构建公平、自由的辩论机制并进一步拓宽协商的具体形式,为协商实质化提供程序保障。在结果处理层面,明确立法协商结果效力及其采纳标准、完善结果反馈渠道,进一步规范结果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