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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晚清士绅   地方自治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理论被当作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的任务摆在新一代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面前，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开始寻觅救国的道路。地方自治的理论方案，经过众多报刊的热烈讨论宣传，吸引了很多读者的注意。随着经济力量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参与政治的欲望，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这种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化士绅实行地方自治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现实提供的种种条件，使地方自治这种温和的主张变成可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危机的震动、新的政治思潮的冲击、对于革命的恐惧、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这些饱读诗书之士丧失了晋身之阶，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的清政府，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员的压力及倡导下，打出了立宪的旗帜，并把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的主要内容。 东南沿海的资产阶级化士绅，在地方官员的许可下，自发地开始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士绅自办及官绅合办的地方自治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在地方自治中组成的自治团体及机构中，士绅阶层始终是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实施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地方自治，士绅阶层获得了合法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涉足于工商实业、新式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作用。 地方自治在缺乏经费与人才的情况下在全国全面铺开，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士绅自办及官绅合办的地方自治振作了国民精神，促进了民主宪政的发展，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立法自治   立法自治权   自治立法  

摘要： 在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话语体系里,丰富精深的研究成果纷呈。但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空白。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自治立法”、“立法自治权”著书立说,之所以说“还是一个空白”,是因为至今仍然没有任何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的著述。也许是因为我国缺乏自治的传统,人们无意间避讳以“立法自治”这样的视角研究自治立法或自治立法权。 然而,考察某个领域是否存在自治属性,从理论上说,主要是要考察这一领域所指向的主体意志是否自主,行动是否自由。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中,一般性地方立法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自治属性,然而,对自治立法而言,其政治学意义上的自治属性是明显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蕴含有政治学意义上的“自治”的属性,在民族自治地方可以讲立法自治。而且,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的存在不但有深厚的法理基础,而且还有重大的客观现实根据。 不过,在中国自治语境下,立法自治具有特殊的内涵。它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在国家统一政治体系之下、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框架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立法自治权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自主立法行为,创制一定的自治性法规,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自治提供具体的法律性规范性文件的一个过程。立法自治的目的并不是要破坏国家立法的统一性,更不是为了运用立法权从事国家分裂活动,搞民族自决或民族的完全自治,而是为了与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自治相结合,更好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是立法自治权,立法自治权对立法自治的自治程度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立法自治程度的高低。无论是民族自治地方本身的立法,还是对其他立法主体已经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或者补充的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都是由中央立法机关授予的,是一种派生性的立法权力。从立法自治权主体、立法自治权内容、立法自治权实现形式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都是法定的,十分有限,不能随意扩大。而且,自治立法都需要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国家的法律并没有将自治立法权完整的授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相比,无论是从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上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自主性并不是很大。况且,从法的位阶上看,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是上位法,民族自治地方法规是它们的下位法,在整个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性法规一直处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从作为立法自治核心要素的立法自治权对立法自治的自治程度的内在规定性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的自治程度必然是十分有限的。 即使我们从作为立法自治外化实现形式的自治立法的生产、适用及监督机制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的自治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从自治立法的具体制定程序来看,因为没有程序方面的制式规定,在立法自治的实践中,大量存在限制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立法行动自由的非法定程序,再加上自治立法的批准和备案制度,事实上在程序上严格限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的立法行动的自由,严重影响了自治立法的产出数量和质量。从自治立法的具体适用来看,由于自治立法本身的立法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再加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不高,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治体制的影响,司法机关的不独立,自治立法实施监督机制的缺失等方面的原因,自治立法真正得以实施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从自治立法的具体监督机制来看,我国目前关于自治立法设置的批准、备案、审查、撤销等监督方式存在很多不合理或不完善的地方,监督过严的问题明显大于监督不力的问题,这也影响了民族自治地方进行自治立法的积极性,使立法自治的自治程度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因此,总的来看,虽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设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制度,但是,无论是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的意思表示的真实程度,还是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立法行动的自由程度来看,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又采用有形或无形的方式严格限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的立法行动自由,而且从自治立法的产出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产出数量少,立法质量低,这也反过来从实践上印证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立法意思的不自主和行动上的不自由。因此,无论是从立法自治的制度设计逻辑,还是从立法自治的具体实践来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的自治程度都不是很高的。 可是,在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族际关系格局下,“多元”之间的界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在全球民族分裂主义的复兴和民族分裂活动高涨的现今世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坚持和完善作为中国宪政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是自治权,自治立法又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根本体现和基本保障,说到底,自治权能否得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价值能

关键词： 行政立法权   监督程序   控制   公众参与  

摘要： 行政立法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社会和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作为政府干预私法的手段应运而生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当今世界，保护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已经成为了法制建设的主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各项权力属于人民，所以维护人民的各项权益更显重要和必须。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已经不能很好地做到及时立法以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为了适应世界法治的发展潮流，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行政立法权由此产生。 从来源上讲，我国的行政立法权主要来源于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因此行政立法权具有一定得从属性;从权限的范围上讲，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立法主体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从立法的依据来看，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宪法、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来行使行政立法权。 本文采用整体研究的方法，以行政立法权膨胀的表现为着眼点，并简短地回眸了行政立法权控制的历史，剖析了行政立法权膨胀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对行政立法权进行控制的对策。关于对行政立法权进行控制的对策，笔者主要从继续规范授权立法、彻底落实监督机制和强化公众参与色彩等三个方面不断加强行政立法权的控制。笔者希望能够从这些角度较为清楚地分析行政立法权控制的相关问题，以期为控制我国行政立法权提供些许建议。

关键词： STATES   POWER  

摘要： The conflict over medical marijuana policy holds some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federalism more generally.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onflict exposes the shortcomings of assessing the federal govern- ment"s power vis-à-vis the states based on the mere existence of a federal law governing some (ostensibly) state domain. The law as written clearly matters, but how the law is enforced is perhaps a more accurate yardstick of federal pow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ssed a stringent ban on marijuana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go. Today, howev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cks the fisc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needed to enforce that ban aggressively and to quash the burgeoning medical marijuana movement.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prosecutions now being brought under the CSA pales in com- parison to the number of violations now occurring. In the gap between the federal ban as written and the federal ban as enforced, a growing number of states have begun to experiment with more tolerant approach- es to marijuana policy. As long as the political process continues to un- derfund enforcement of the federal ban, it will provide some protection for state power.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法律实施   社会监督   形式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的社会监督可以分为公民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三种形式,它们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的社会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的社会监督,要综合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的公民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民族区域自治   影响  

摘要： 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的基本思路是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中形成的,并且在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建设中得到了实践,这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确立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 民族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   经济政策   文化政策  

摘要： 本文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经济政策、民族文化政策等方面对2011年我国的民族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

关键词： 房产税   财产权   授权立法  

摘要： 自2011年1月28日起，重庆市政府、上海市政府先后明确将正式试点开征房产税。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各界人士众说纷纭。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房产税征收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我国这一次的房产税征收是由国务院指定重庆和上海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执行的，是和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合的。从授权立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是违反授权立法的相关理论的。在我国，授权主体是国家立法机关，我国的立法机关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国务院不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立法机关，其不具备授权主体资格。但是此次国务院却授权重庆、上海市政府制定法规征收房产税，这是违反授权立法相关规范的。同时，此次征收房产税也是违反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的，如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此次征收房产税没有通过正当的立法途径，构成了对于我国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另外，分析一下国外相关的税收立法，我们会发现，国外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是由宪法规定的，而我国宪法中对于这些问题则没有规定，仅仅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在具体立法模式方面，西方主要国家一般都通过税收基本法来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而我国则主要通过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应该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执行。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法律价值   宪政价值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国家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上,从形式上探讨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内容,从而得出其具有多重性、关联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关键词： 宪法惯例   英国   法治   功能  

摘要： 对具有内生、程序、自由特质的英国法治而言,宪法惯例是一种独特的规范形式。它生长于政治实践,发展于社会生活,成熟于政治斗争,作用于法治发展。同宪法法律、宪法判例一样,宪法惯例亦是宪法这一规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宪法惯例是指在政治实践中被广泛接受、对于权力的分配和控制具有实际约束力和影响力的行为规则,是政治生活中孕生的习俗和政治主体间达成的合意之统称。在英国,宪法惯例是连接宪法法律与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实践的桥梁,是宪法法律的正当性来源。 共识与共信是宪法惯例运行的基石。共识使一则先例在其所在当下获具生命力,共信使它的影响力超越具体事件而得以延续并持久发挥作用。宪政危机则通过对违背惯例者施加惩戒,从反面加强了宪法惯例的实效。在法治实践中,宪法惯例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与宪法法律的互动实现的：它可以补充宪法法律的不足,可以缓解宪法的某些条文的僵化,可以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有时甚至在实际上决定着宪法法律的解释与实施。 但是,宪法惯例的功能只是相对的,它不可能解决宪法领域的所有难题。宪法惯例自身也面临着功能限度：它很难从形式上、理论上准确界定,尤其是形成和消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明确一定时期内既有宪法惯例的数量成为不易之举。这导致了法院无法直接对宪法惯例加以适用,国家强力难以直接对宪法惯例予以支持。 然而,即便宪法惯例只是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它对法治发展的贡献也是重大的。在形式层面,它对英国宪法变迁和宪政革新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较之采成文宪制的欧陆国家,英国法没有经历跌宕起伏的宪法演进,英国宪政也没有遭遇相似的动荡不安。在实质层面,宪法惯例增强了宪法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威性,推动了英国宪政的良好运行。较之走移植宪法道路的后发国家,于社会内部自然生长的英国法,没有外力强制,也没有沦为一纸具文,更没有成为其他权威力量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