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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扩容   立法论证   地方立法论证机制   立法价值  

摘要： 伴随着《立法法》的修改,我国实现了对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法治化。此后,地方立法论证机制的建构与技术的掌握,是真正实现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解决地方立法的资源浪费和立法技术偏低问题的关键。立法论证是指在立、改、废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参与立法的主体就相关立法问题所进行的旨在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主张的证立、商谈、辩论的活动。在理论上其是法律论证得以完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则是立法科学性、民主性的实质保障。为此应当尽快建构我国地方立法论证机制。为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首先要对立法论证概念进行确定,这是机制的理论前提。通过明确论证、法律论证与立法论证之间的体系联系,从主体、对象、属性、方法、场域等视角确定一个内涵适当的立法论证概念,方可为立法论证理论和制度提供确定的基础要素。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当按照论证阶段、论证目的和论证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规范。同时,通过概念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论证应当以合法性、科学性、公开性和交往理性为尚,这些基本价值属性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价值引领。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是我国地方立法实践的需求所指。民主集中制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宪法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所确立的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要求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政策基础。地方立法权扩容后出现了地方立法数量迅速膨胀、立法主体平均水平降低导致的立法质量下降、多元立法主体增加导致利益日趋复杂化、立法内容更趋具体使得公民立法参与度增强等立法新问题或新课题。前述新问题促发对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迫切需求,具体而言包括了地方立法规范性需求、地方立法政治需求、地方社会文化需求和地方立法质量需求。现实立法中需要用一个外延适当的立法论证概念将立项论证、立法说明、立法辩论、立法评估、立法听证、立法协调、立法商谈等技术性概念整合起来,通过程序性规范加以确立,使立法论证真正在立法过程中发挥作用,保证和促进立法的科学性。以上是对地方立法机制的时代呼唤,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当对以上现实需求作出有力回应。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进行基础材料准备,即构成要素分析。首先将“立法机制”与“立法体制”界分清晰是立论基础。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考虑立法机关、专家、公众等主体要素的个体、整体特征,需要考虑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特点与关系影响。立法逻辑与立法修辞是论证的方法要素,应在地方立法论证机制中协调运用。同时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设定立法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效益性、政治安全性和地方特色等作为论证标的。大数据背景下地方立法论证过程必然要应对舆情处理,在机制建构中有关舆情应对问题中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也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论证内容。通过完善的地方立法论证程序要素实现对前述标的的动态保障。地方立法论证机制是建构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我国现有地方立法论证体制以静态呈现为主,需要进行创新性完善。首先从法律位阶方面着眼,现有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相关地方性法规中都有“立法论证”的足迹和身影,尽管只是概念性、概括性规定;其次存在以“立法论证”为名的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范性文件,但其中存在主体要素不确定、内容要素不周全、方法要素是空白、程序不确定和效力不确定等问题,从实体到程序规定、从立法内容到运行实效都亟待调整完善。完善我国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从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两个角度入手。静态因素包括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地方立法论证法律文件的市级立法的整体应然设计;充分发挥作为论证资源的正式法源、道德和民间规范的论证效能;规范化立法论证报告的结构要素、内容要素和文字要素。动态因素包括对论证过程场域分类、过程环节、过程角色和交涉言辞等程序要素的规范化以及落实立法论证会和立法论证书的效力实现机制。

关键词： 税收法定   地方税收立法权   授权立法   立法监督  

摘要：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税收法定原则,其在税收领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称为“帝王条款”。毫无疑问,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为规范税收立法、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由于规范税收立法的需要,税收法定原则条款将税收事项纳入法律相对保留的范围,税收有关的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即使授权也只能授权给国务院,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基本被否认。在地方税权体系中,一般认为地方税权主要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收收益权和地方税收征管权三类,税权的核心是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其它两项权力的基础,而在现有的税收法定原则条款下地方并不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进而导致各级地方不能自主决定本地税收事项,地方政府缺乏税收的积极性,地方财政自主性的缺失也引发诸多问题。为了顺应税收事项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充分调动地方自主创收的积极性,破解地方自主性缺失的困局,亟需在遵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为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探索出可行路径。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上的阻碍,即税收法定原则条款对税收事项相对保留的规定,基本排除了地方的立法权,因此必须先为地方税收立法权打开立法上的存在空间。目前有两种可行的方式:其一是对现有的立法进行解释,通过法律解释得出无论是《立法法》还是《税收征收管理法》,都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留有一定生存空间的结论;其二是对现有的立法进行适当修改,促使税收法定原则条款更加契合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地方拥有税收立法权首先在立法上具有可行性,满足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如何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适当向地方下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自主性缺失的问题,而且可以更好的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权关系,让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财权与其事权、支出责任相匹配。

关键词： 新时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西藏   实践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结合我国具体实情制定的、历经几代人不断坚持和完善而形成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团结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在他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央第六、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还是在2021年七月视察西藏过程中,都对西藏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系列重要批示和指示,这为西藏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重点方向。西藏民主改革后,中国共产党从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西藏民族工作,终于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得以最终确立,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有效地解决了西藏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营造了国家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十八大以来,西藏与全国一道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坚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团结一致、勠力同心,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进程。本论文可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论证,包括选题背景和来源、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概述,梳理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其主要内容及其在我国得以实行的成效。第二章主要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这一特定民族地区的实践历程、确立与发展等问题进行历史性梳理。第三章对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层面来论述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成就。第四章主要是对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考察。第五章主要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健全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后续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 法学方法论   合宪性解释   适用问题  

摘要： 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路径,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理论研究,但由于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意义下的宪法法院,时至今日,合宪性解释在我国依然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学界对其概念、位阶关系和适用主体存在严重分歧。即使逃避甚至否认这一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已然在我国司法审判中暗自运用了多年。实践先于理论的反常态势,要求尽快实现合宪性解释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往返。基于此,本文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予以了法理诠释。首先,正文第一部分对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位阶定位和适用证成等前提问题进行了厘清,澄廓了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争辩,强调了合宪性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属性,运用了复合三段论推理、双循环论证模型和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突出了合宪性解释在效力位阶上的最高解释效力,指出了合宪性解释在顺序位阶上的最后予以适用,说明了合宪性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论证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可行性、必要性与正当性。其次,正文第二部分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直观力度和解释程度这两个维度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进行了理论划分,即合宪性解释的显性实质适用、合宪性解释的显性形式适用、合宪性解释的完全隐性适用和合宪性解释的非完全隐性适用,并总结了合宪性解释的显性适用存在适用流于形式、适用位置不统一和适用规则不明确的问题,合宪性解释的隐性适用存在完全隐性适用的直观论证效力弱和非完全隐性适用无实质意义的问题。最后,正文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合理路径。具体来讲,明确了合宪性解释要在适用同效力位阶的法律解释全部冲突、适用高效力位阶的法律解释违背个案正义、形成单一的法律解释方案以及无法形成法律解释方案时才能启动,明晰了合宪性解释要显性适用、实质解释、位于裁判文书的裁判说理部分、穷尽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后再适用的适用模式,肯定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否定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单独解释规则,重申了合宪性解释的适用也要受到上诉或申请再审、抗诉或检察建议、合宪性审查等事后监督机制的制约。

关键词： 公文事务语体   纽马克翻译理论   翻译技巧   地方自治  

摘要： 本翻译报告的翻译材料节选自《2020年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现状、发展前景及完善地方自治组织建议的报告》,该《报告》由全俄地方自治发展协会编写,并于2021年11月在官网上发布。本翻译材料为公文事务文本,主要围绕俄罗斯地方自治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活动展开研究和分析。本报告正文共分三部分。首先是译前准备,分别是了解文本内容、研读相关资料、整理专业术语,并研究分析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特点,搭建起理论与文本的内在联系。其次在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文本的语言特点、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词汇翻译和句子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最后为翻译实践总结,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希望通过本报告的研究,能够对俄联邦地方自治现状有所了解,并提高翻译水平和翻译能力,为中俄地方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增加一些可参考的信息。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价值   价值要素   价值构造  

摘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2001年2月28日《民族区域自治法》迎来首次修改,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民族问题事关国家治理,世界上存在众多多民族国家,各国对民族事务的处理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路径,我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我国的制定不是偶然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缺一不可,静态价值结构包含价值要素以及价值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具有国家统一价值、自治价值、族际平等价值、繁荣发展价值、社会稳定价值五大价值要素,其中,国家统一价值是根本价值,自治价值是基本价值,族际平等价值、繁荣发展价值、社会稳定价值是其他重要价值。价值要素之间可能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是良性可调和的,需要对其进行综合平衡。《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价值构造也存在局限,党的全面领导价值彰显不足,需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价值、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随着法律文本的修改,价值要素也会发生动态的变迁,在2001年修改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价值构造发生了变迁,繁荣发展价值持续强化、自治价值合理固化、其他价值协同并进,这种变迁是存在根据、条件和规律的,把握价值变迁的主线有利于促进完善该法的价值,对下一次价值变迁提出对其法律价值的完善和优化建议。

关键词： 英格兰   司法权   地方自治   郡法庭   王室法庭  

摘要： 英国被称为“地方自治之家”,其地方自治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英格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世纪又是王权不断扩张,力图实现对国家完全掌控的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其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在不同历史分期表现出复杂的关系。英格兰的中央与地方司法权经历了共存、集权和分权,地方自治经历了兴起、萎靡与沉寂,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共生、对抗和分离。第一部分分析中世纪时期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产生联系的历史条件。定居于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为英格兰带来了民主议事制度。中世纪的王权受制于地理环境和资金限制,无法建立通行全国的官僚制度,不得不依靠方伯伯爵等贵族治理各地。英格兰的尊重法律的传统则使得习惯法成为地方事务处理的标准,法庭也成为管理事务的主要场所。第二部分讨论诺曼征服前后,司法权对地方自治之间起到塑造作用。地方法庭审判的公共性与地方事务的司法化共同促成民众对公共事务集中商讨和积极参与。尽管国王企图通过更换在郡区的代理人郡长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掌控,然而司法权给郡长带来的司法收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有离心的趋势。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引起国家权力在各个层级中的划分,领主掌握土地和土地上附着的权力,却因过于分散而无法形成有力整合,庄园法庭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基层单位实质上拥有了自治属性。第三部分则着重分析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中央司法权与地方司法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地方势力逐渐做大的情势下,早期地方自治模式威胁到中央的管辖,中央王室亟需加强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亨利二世登基之后,中央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就表现为对抗关系。王室司法权逐渐扩张,将权力伸入基层。王室法庭和巡回法庭的兴起使得大量案件脱离地方公共法庭和领主法庭,中央法庭为扩展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将“王之和平”的范围扩张至所有刑事案件;令状的司法化过程则使王室法庭的触手伸向土地领域;陪审制度的引入则提高了王室法庭对民众的吸引力。国王的目的达到且确实实现,司法权逐渐统一,地方公共法庭的管辖范围日趋缩小,自治程度遭到削弱。第四部分则致力于讨论英格兰进入专制统治前夕,地方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呈现出分离态势。中央司法权深入基层加强了王室的统治,却也为王室法庭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并且随着社会动乱,治安环境陷入恶化,地方需要有强有力的人员维持治安,治安官应运而生。此时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呈现出分离态势,首先表现在司法权与地方机构的分离,治安法官的司法权不再是来自民众转让或者封建制度,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和国王的任命才授予权力,并且受到王室法庭的管理。其次表现在司法权与公共事务的分离,治安法官的工作涉及大量行政事务,行政权逐渐成为处理地方事务的主要方式。第五部分则对中世纪英格兰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关系变迁为英格兰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在英格兰法治发展方面,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活动不仅推动了普通法的诞生,更是培养出一批专职法官,使得英格兰司法水平大幅跃升。在地方治理发展方面,早期地方自治的传统为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民众广泛参与地区政治和司法活动成为英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 试点授权立法   合宪性   立法权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事物、新矛盾的不断出现,现有法律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面对立法滞后的困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试点授权立法”的方式,在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进行新法的试验,并对试点后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将成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正式法律。《立法法》(2015)第13条以“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的形式,将这一新型立法方式正式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逐步缓解了改革与立法之间的矛盾。“试点授权立法”作为协调改革与立法关系的举措,涉及到了旧法与新法、旧政策与新政策之间的过渡与衔接问题。在立法体制层面,试点授权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试点授权立法的限度何在?试点授权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如何?如何保障其合宪性?如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导与规范作用等问题。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方针指导下,科学把握改革决策与立法调整之间的平衡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学者对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与实施过程方面,缺少对该制度的实践分析以及问题解决对策方面的深入探讨。本文以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关系为主线,着眼于我国试点授权立法实践,并基于近年来的授权决定样本,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创新性梳理出试点授权立法的运行方式,并探究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的内在关系;二是提出并分析改革过程中立法权行使的界限、合宪性等问题;三是从立法、实施、监督程序方面提出完善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可行性方案。以要言之,试点授权立法是改革发展的产物,为改革与创新提供法律支撑,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实现“凡属重大改革须于法有据”,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研究“试点授权立法”,对改革需要立法,立法引导与规范改革,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政党协商   价值定位   政治功能   运行机制  

摘要：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政党协商放在首位,就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针对政党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价值定位、政治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坚持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稳定有序发展的保障;具有全方位性,涵盖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七个方面;具有连贯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七个渠道相互交融。具有多层次性,覆盖政治层面、决策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党协商的价值定位: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源头,“三三制”民主时期和协商建国时期的协商历史,即当时的党际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源头;政党协商中的人民共和与阶级联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的体现;政党协商贯穿协商民主中的其他六个渠道的协商;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典范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党协商主体具有高层性、内容具有重大性、运行具有组织性。此外,针对政党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政治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政党协商主要发挥整合社会利益,实现政治沟通;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实现政治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社会稳定;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治理能力的四大政治功能。最后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一是概括了其具体的现状:政党协商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层面的政党协商的示范作用不断彰显、政党协商辐射的程度不断扩大、政党协商成效不断凸显。二是分析了政党协商运行机制目前的不足:规范性程度不够,缺乏具体的原则,时效限定不清晰;对政党协商运行机制完善路径进行了分析:加强政党协商运行的规范程度、健全政党协商运行需要坚持的原则、明确政党协商的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