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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省人大常委会：收到《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贯彻实施执行情况检查报告的综合意见》(以下简称《综合意见》)后，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相关部门落实《综合意见》提出的7个方面的工作，着力解决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民生短板，坚决夺取民族地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全面胜利。现将有关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文化建设  

摘要： 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受到现代性文化的全面冲击,不断丧失其生存土壤和鲜明特色,人们日益沦为现代性霸权文化的新奴隶,面临忘记乡愁、迷失方向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积极应对,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上切实统筹好“民族的”和“世界的”二者辩证关系,立足民族,放眼世界,包容并蓄,不失特色,在新时代新实践中搞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最具有成效、最重要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自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现快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精准脱贫攻坚战役在民族地区的完满收官和全国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势必迎来新的大发展大繁荣,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食粮将日益成为广大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约80%,长期以来,湘西州多元的民族构成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湘西文化现象。建州60多年来,湘西州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湘西州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本文就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研究视域,对湘西州的文化建设进行初步探索,力求为湘西州文化建设尽微薄之力。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特点、意义出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构成、特点、意义进行综合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在不断繁荣发展中彰显着“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起到了为民族文化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推动民族文化产业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感的基础性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存在着民族文化自治条例有待进一步细化、配套落实条例有待进一步细化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思想是民族区域自治下施行文化建设的思想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思想得到科学发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批判继承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融通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思想。在民族区域自治视域下,对湘西州文化的发展历程、湘西州文化的发展特点与湘西州文化建设的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湘西州的文化建设历程是从湘西文化过渡到湘西州文化的两个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州文化呈现出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统一、经济目标与育人目标的一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的文化建设特点。湘西州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包括把尊重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作为主要内容、把保障各民族文化权益作为基本目标、把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作为实质内核、把精准扶贫和文化扶智作为发展契机。在民族区域自治视域下,对湘西州文化建设的环境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湘西州文化建设受到国际和国内环境双重影响。从国际环境分析,包括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世界各国采取了促进本国民族文化建设的措施。从国内环境分析,包括我国积极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规划、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坚决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等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有力举措。湘西州文化建设有其显著的文化建设优势,形成了产业结构优化、民族关系团结、文化格局多元、民族特色鲜明的局面。湘西州文化建设面临着文化价值发掘不深、文化资本介入不足、文化资源分配不均、文化队伍素质偏低、文化市场体系不全等问题。文章重点以凤凰古城作为案例对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充分发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治理优势,以此为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建设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发展模式。在民族区域自治视域下,针对当前湘西州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或思路。湘西州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思想为指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下,发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优势,从湘西州文化建设的原则、途径和保障方面,做到三个“务必”。第一,务必坚持和巩固湘西州文化建设的原则不动摇,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政治层面做到坚持“统一”与“自治”统一,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层面坚持“一体”与“多元”统一,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经

关键词： 税收法定   立法法   地方税收立法权  

摘要： 税收法定之'法'分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法'指立法法所指的法,可以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狭义的'法'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根据现行立法法的规定,我税收法定之'法'仅指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经其授权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确保全国税制统一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有利于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治理的法治化,也符合宪法精神,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地方税进行规定.

关键词： 谭延闿   章太炎   地方自治  

摘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追求国家转型和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民主与独裁、统一与割据、进步与落后的产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湖南地方自治为考察背景,通过翻阅长沙《大公报》、《谭延闿文集·论稿》、《谭延闿日记》、《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等新旧史料发现,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章太炎对于这场运动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与谭延闿湖南当局的联系非常频繁和密切。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自身的复杂思想的形成过程,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展开对谭延闿与章太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笔者从谭延闿与章太炎地方自治思想的形成、章太炎指导了谭延闿领导下的湖南地方自治、谭延闿的地方自治思想丰富了章太炎的联省自治思想、谭延闿与章太炎地方自治思想的比较四个方面对谭延闿与章太炎在湖南自治运动所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政策、对地方自治在湖南的实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湖南地方自治及联省自治是人民对于民治的渴望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较全面地论证了两人在二十年代这一错综复杂的时空交汇点所建立的特殊关系,两人之间的友谊既有个人的芳华,同时也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在中国近代的历史画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研究谭延闿与章太炎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谭延闿与章太炎的关系形成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和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有更进一步地认识,更近一步去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丰盈与多样。

关键词： 《立法法》修改   自治州   自治立法权   一般立法权  

摘要： 2015年《立法法》进行了修改,这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立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同时对自治州立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法》修改以后,自治州与设区的市一样拥有了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这就意味着自治州拥有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这一改变对于自治州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因为自治州在立法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制定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法律规定,促进社会发展。挑战是因为自治州面临着立法经验、立法能力、立法成效等方面的压力,在立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自治州的立法工作状况与法律的实施情况直接影响到当地自治工作、社会安稳和群众利益,甚至还影响到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所以对《立法法》修改后的自治州立法工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从实际中完善自治州的法治工作,维护法制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研究《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的立法权。在文章的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和价值,还对当下自治州立法权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同时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写了自治州立法的理论基础。首先对地方立法制度进行了概述,梳理了其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一般立法权的发展。总结理《立法法》修改前后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立法主体扩大,立法权限增加等方面。第二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数量、内容,理解该州的立法规划。总结该州的立法特点,充分肯定其所取得的立法成就。该州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依据本地方实际情况,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突出重点领域立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为实现依法治州奠定坚定的基础。第三章分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立法法》修改后在立法权的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原因。这一分析围绕《立法法》的修改展开,指出了在《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存在一般立法立法权范围不清、双重立法权区分界限不明等立法困难。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第四章在新《立法法》的框架下为自治州的立法权实施提出完善建议。笔者提出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可以从强化责任等方面着手。其次要明确自治州立法权限的范围,让自治州的立法工作更好开展;再次要提高自治州的立法能力,加强立法队伍建设;最后完善对自治州的立法监督,做到调动自治州的立法积极性与监督的有机平衡。在结语部分对本篇文章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自治州立法权实施的美好前景。

关键词： 经济特区   立法权   授权立法   变通权  

摘要： 为了更好地适应推进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决策,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期间,我国相继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五个经济特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1981年、1988年和1992年赋予了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为经济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供给和法治保障。以深圳为例,从获得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以来,深圳已经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超过206项,现行有效的经济特区法规达138项,其无论在立法规模还是立法多元化方面都走在各经济特区甚至全国的前列。深圳经济特区充分发挥立法能动性和创新能力,不仅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法治保障作用,同时在填补法律空白、进行创新试验立法等方面更是独树一帜。但是,在经济特区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随着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存在的宏观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特区之“特”并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突出,那么,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保留专门的经济特区立法权呢?再比如,在2015年《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区分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和经济特区立法权呢?是否在各设区的市之间违背了立法平等?经济特区如何处理这种“双重立法权”?再比如,在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过程中,是否准确把握了和行使“立法变通权”?等等问题,导致了学术界和立法实务中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质疑。在本文看来,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是如何实现规范和正当行使,真正实现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意图和目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就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明确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立法权。其次,围绕五个经济特区三十多年来相关立法情况包括法规的数量以及归属类别等内容给出详细阐述,对所有法规特别是现行有效法规和立法变通权进行实证分析。再者,从立法供给数据出发,指出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中存在的授权范围模糊、变通权行使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最后,本文在完善立法权范围、突出使用变通权以及畅通立法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规范行使。

摘要：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科学合理和有效率的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正确把握新时代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特色新时代,改革己步深水区,重点难点问题突显,党对全面工作的领导已成为各级党委工作的一贯坚持,提高党委对重大问题的决策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实施党委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时,应防止和纠正重大问题决策神秘化、重大问题决策职权化、重大问题决策庸俗化、重大问题决策简单化。本文试图对调研中发现的四大问题及原因作出一些分析探讨,并侧重从操作层面提出建设性建议和对策。（共2页)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发展   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   全国人大法工委座谈会问题清单  

摘要： 新时期应以“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作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治的发展策略。“制宜之地”主要包括中外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比较、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地方比较、民族自治地方间的纵向比较、民族自治地方间的横向比较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定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比较等;“俱进之时”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8年宪法修改提供的根本法新基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改提供的立法新空间、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国家举措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治自身优化完善的新趋势等。针对2017年全国人大法工委“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座谈会提出的问题清单,可在立足实践、充分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综合配置两大策略予以系统回应。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少数民族自治区   民主自治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族宗教   海南黎族   琼崖   纪念意义  

摘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普天同庆。70年前的1949年,海南还没有全岛解放,但同样发生了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事:海南岛第一个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成立。在海南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的书面认可与关心支持下,拙作《海南黎族聚居区民主自治发展研究》已经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该书对这一值得纪念的大事没有展开,故以此文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