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设区的市人大   立法权   立法权限   立法主体  

摘要： 2015年修订通过的《立法法》将享有立法权限的主体扩大到了设区的市人大,虽然,现阶段享有立法权限的主体得到了充分地扩充,满足了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但现有的立法权限的范围模糊以及立法权限的相对不足,导致立法边界不清晰,重复立法、越权立法的现象越发严重。数量如此庞大的立法主体,在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范围内准确行使立法权,是保障我国法制统一的关键。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必须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做出全面清晰的界定,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规定还不够科学,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设区的市人大在横向与纵向上的立法权限上划分不明确,二是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法律规定模糊不清,三是设区的市与原较大的市立法权限存在不衔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予以完善。通过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相关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划分问题进行了厘定、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法律规定含义进行了明确、为实现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与原较大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有效衔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能够明确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范围,避免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滥用。

关键词： 地方环境立法权   立法权扩容   央地关系   环境治理模式  

摘要： 在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任务下,如何借助于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优化国家环境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前环境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利用地方立法权的制度建设能力对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标准等各方面内容予以制度创新,以提高环境治理的效能。地方环境立法权的扩容给予了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手段法定化的机会。这一举措一方面激发了地方进行环境立法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更灵活发挥地方特色、更有效结合地方治理经验进行因地制宜地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地方环境立法本质上是环境立法试验的过程,它可以帮助建立环境治理中的良好央地关系。地方环境立法满足了现行环境治理模式下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合理管制的要求,解决了通过环境政策来推进地方治理的手段非法定化问题。地方环境立法能够将地方治理中所产生的多元共治、公众参与、科学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以制度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地方环境立法试错风险增高、有可能挑战国家环境法制统一、立法水平参差不齐、偏离预期目标等风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立法权在优化环境治理模式中的功能。在地方环境立法权下放所来带的一系列优势和风险的交错影响下,我国传统的政府管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也将实现突破和优化,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方向逐步发展,最终形成富有中国特色、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增强地方环境立法能力和立法效果,充分发挥地方环境立法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构建地方环境法律主导下的环境多元共治模式。

关键词： 设区的市立法权   事项范围   立法体制   法治原则   立法法  

摘要：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中最大的亮点便是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法》的修订一方面迎合了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对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调动地方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设区的市在行使立法权进行地方立法时也遇到诸多难题,尤其是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方面,对设区的市来说是一项挑战。如何破解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立法难题,解决立法权事项范围的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使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内进行立法时有序、稳定的进行,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文章将立足于《立法法》第72条的例示规定,总结过往的地方立法经验,针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进行综合分析,并针对问题给出具体的完善路径。通过研讨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模式以及理论基础,为分析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现实困境奠定基础。首先在理论层面,新《立法法》第72条将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设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这种原则性的模糊表达,导致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另一方面,省级立法权与设区的市级立法权纵向立法权限不清;其次在实际行使立法权方面,由于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立法经验不足,导致出现地方立法权滥用以及地方立法单一化的困境,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立法以及立法重复等问题。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给设区的市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于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导致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现实困境。针对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界定时遇到的困境,设区的市应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地方特色的指导原则进行立法权事项范围内的立法。另一方面上级立法机关以及设区的市应尽快明确界定立法权事项范围,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机制,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保障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加强立法监督,最终突出地方立法特色,提升设区的市立法的质量。从而化压力为动力,充分发挥设区的市立法权,将地方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关键词： 主体性   能动性   受动性   译员角色   交替传译  

摘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学术界的对外开放也如火如茶。各高等院校广泛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开展学术讲座,以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开拓学生眼界。口译帮助此类学术讲座实现了语言之间的转换,交替传译是常见的形式。本文从主体性理论出发,认为在学术讲座口译中,作为口译活动的主体,译员天然地享有主体性。译员的主体性包含能动性和受动性两方面。其中,能动性是译员主体性的主要方面。在译前准备的基础上,译员根据自身认知和对源语的理解,主动采取合适的口译技巧输出译文。同时,译员还面临受动性的制约,受动性分为内在受动性和外在受动性。能动性与受动性共同影响译语的质量。译员在发挥主体性时,通过扮演把关者、共同构建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其身份变得更加可视。在学术讲座交替传译活动中,译员需合理发挥主体性,确保口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以一场“亚洲联邦制”主题讲座交替传译实践为例,对该讲座的源语和目的语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译员在该讲座中的主体性表现。本文认为译员的能动性具体表现在口译技巧的选择上,包括增译、省略、信息重组、解释和语气弱化。该实践中,译员的内在受动因素表现为短语搭配不够灵活、笔记错误以及译员在中西政治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译员的外在受动因素则表现为现场突发情况的干扰。受动性导致了译语信息遗漏、译语不通顺和请求发言人重复等问题。本文在对译员的主体性进行分析后认为,译员在该实践中主要扮演了把关者和共同构建者的角色,协调者的角色相对较弱。当前对译员主体性的研究多集中于联络口译领域,对会议口译中的译员主体性研究还有待增强。学术讲座口译属于会议口译的一种,对学术讲座中译员主体性的探讨有助于补充译员主体性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打破译员边缘化的偏见,对译员自身发展和口译教学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限   失信行为   违法行为   失信惩戒措施  

摘要： 2016年国务院发布多项《指导意见》,为失信惩戒制度搭建基本框架,规定失信惩戒的基本原则、严重失信行为及相关惩戒措施。在国务院政策性文件的指导下,地方陆续开展失信惩戒立法试点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截至目前,已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12部,多部地方政府规章及大量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了各类失信行为、失信惩戒措施、严重失信名单及信用修复等内容,将失信惩戒引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中央层面立法缺位,地方立法对失信惩戒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地方立法对失信行为概念的规定不清晰,失信行为的边界模糊。仅部分地方明确规定“社会信用”的概念,将“违法行为”与“违约行为”作为认定信用主体失信行为的依据。但对于如何界定失信行为,地方立法依旧缺乏实质标准。实践中,地方立法将大量的违法行为甚至是不文明行为纳入失信行为,使得失信行为泛化。并且,各地方按照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设定不同级别的惩戒措施,其中多项惩戒措施可能涉及减损行为人的权利、增加行为人的义务,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结合我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中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地方设定多项失信惩戒措施的权限范围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并创设了新的行政处罚种类。因此,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针对当前地方立法对失信惩戒的规定,深入分析失信惩戒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失信惩戒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地方立法中的失信行为,列举失信行为可能包含的类型,提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缺乏界定失信行为的实质标准,越权增设严重失信行为,混淆失信行为与违法、不文明行为的边界。第三部分分析地方立法中的失信惩戒措施,明确失信惩戒措施的法律性质,失信惩戒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关系,提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创设新的行政处罚种类,缺乏失信惩戒措施的程序性规定。第四部分提出相关完善建议:第一是确立失信行为的实体规则,统一地方立法对失信行为的分类,明确失信行为的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第二是规范地方立法中失信行为的范围,以不诚信为核心标准界定违法行为与失信行为的边界,不文明行为不宜纳入失信行为。第三是限定失信惩戒措施的地方立法权限,明确地方可以设定和不得设定失信惩戒措施的范围。第四是制定地方立法中失信惩戒措施的程序规则,包括制定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程序和适用程序。通过上述的分析与梳理,笔者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失信惩戒制度,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共谋共同正犯   单一制共犯论   区分制共犯论   实行犯基准处罚论   实行行为基准论  

摘要： 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个裹挟着诸多争议的概念框架。为了化解这些争议,需要明确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共同正犯领域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微观意义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的现象或趋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关联。一方面,从一种争议现象的视角出发,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争议源于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并且这一争议也必然涉及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另一方面,从本体视角出发,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明确化必然涉及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问题。在程度性层面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种完全实质化的共同正犯概念;而在阶段性层面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种面向实行阶段、超越共谋行为的实质化的共同正犯概念。宏观意义上,为了深刻地把握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也不能脱离区分制共犯论与单一制共犯论两大系统之间既独立运作又存在耦合的理论背景。在妥善地实现对于各共犯人的定性与处罚方面,两大体系存在着共同的理论目标;同时,两大体系的区别体现于共犯人的分类模式(分工分类法/作用分类法)与核心人物的认定标准(实行犯基准处罚论/作用处罚论)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是外在的、次要的标准,后者是内在的、核心的标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以区分制共犯论为理论根基,从而奠定其正犯性基础;同时,在突破了形式客观说的限制之后,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自我发展又与单一制共犯论的理论轨迹出现了一定的交叉。我国学界关于是否引入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存在巨大的争议。否定论者的立场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针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自身的不完备性,一种是针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我国共犯立法的协调性。后者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既出现了教唆犯等术语,具有区分制的征表,又出现了作用分类法、作用处罚论的规定,具有单一制的特征,因而如何明确上述立法态度,实属不易。这一点应当在对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的目的解释论的基础上予以实现。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对共同犯罪中核心人物的标准采取的是作用标准而不是实行犯基准,因而我国属于单一制共犯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得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不能被本土化这一结论。这一点是基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对于区分制共犯论并不完全排斥的立法态度而论的。而得出该结论,又是基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对于分工分类说、实行犯基准处罚论(二者是区分制共犯论的标志,尤其后者为其核心标志)并不排斥的立法态度而论的。围绕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根基,曾经存在数种理论路径之间的争议。而实行行为基准论这一路径既能够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再度接入共同正犯的理论体系之上,又能够相对合理地解释我国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现象,故应当被视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本土化的理论路径。在德、日刑法学内部,关于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根基的理论共识是行为支配说·实行行为基准论,行为支配说被作为贯彻实行行为基准论的理论方案。然而,行为支配说方案只是对关于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的、涉及共犯人地位、作用、主观目的与行为情境等诸要素的总和性方案,它既缺乏自己的理论重心,又没有为如何平衡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思路,存在不小的缺陷。而基于共同犯罪视野下,各共犯人均是投入一定资源促成构成要件结果之实现这一考虑,应当将共犯人地位作为行为要素之外的奠定共谋共同正犯的正犯性的重心。也即,对共犯人的定性便如同摆钟一般在行为与地位的两级之间来回摆动。而借助对行为主义、法益主义、意志自由主义等传统概念的重新认识和理论证成,地位支配说·实行行为基准论成为适用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理论方案,而所谓利用自身在各共犯人之间的地位,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共犯人,可以成立地位支配意义上的共谋共同正犯。这样,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有赖于地位的存在、地位的利用以及利用地位的故意三个要素的建构和认定。地位支配方案下的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仍然存在不明确性,应当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进行消解。根据地位支配的形式,可以将共谋共同正犯划分为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与参与型共谋共同正犯三者。所谓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共同犯罪中某一共犯人具有对其同伙进行发号施令、指示授意的优势地位的情形。实务领域,最为典型的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情形出现于集团犯罪、企业法人犯罪与国家机关犯罪领域。所谓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某一共犯人相对其同伙具有技术的、职业的或者其他特定能力的优势地位的情形。该类共谋共同正犯的地位来自于其自身的外界关系或资格优势,具有不同于其他共犯人的典型特征。根据能力的来源,又可以将其划分为职业型共谋共同正犯、技术型共谋共同正犯与其它类型的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而所谓参与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某一共犯人既不具有命令其同伙的优势,又不具有某种特定的优势,但是其参与活动同样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发挥了重大作用,担当了重要机能的情形。现实中,容留性犯罪、雇佣犯罪以及望风型犯罪中共同正犯的认定存在巨大的理论与实务争议,故存在进行探讨的必要。总之,不同的地位类型决定了

关键词： 自治州   自治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   民族元素  

摘要：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改后,赋予三十个自治州同设区的市一般享有地方立法权,自治州在原有自治立法权的基础上,又获得地方立法权,形成二元立法权结构,一方面通过自治立法权管理州内少数民族事务,促进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行使地方立法权满足具体实际需求,推动地区建设和发展。通过对已有研究理论的总结及实例的梳理,发现目前自治州双重立法权存在界分不清问题:理论层面,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界分和适用标准尚不够明确,存在矛盾疏漏;实践层面,囿于立法理论层面的薄弱,导致立法实践中对这两种立法权选择不够精确,内容适格与否还存在疑惑。具体表现为:立法主体权力过于模糊、程序不够健全、无细致法律适用标准、民族元素适用混乱、立法领域及立法事项模棱两可等问题。对此试图寻找界分要点和协调路径,对于立法主体,可根据帕累托效率进行权力的自由裁量,进而选择适用双重立法权之一,应对自治州具体立法事务权力选择尚且缺乏明确适用标准的问题;对于立法内容,地方立法权涉及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皆缺乏明确的法律解释,亟须《立法法》解释说明,并且自治立法权涉及的民族元素需《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准确定位,同时对少部分民族元素稍显薄弱但仍需用自治立法权进行立法的领域作出详细说明,对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重合”部分需要进一步作出立法规定;对于立法审批程序,可兼顾事前事后审批,通过立法优化完善自治州法治建设。

关键词： 人权保障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   体现  

摘要： 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人权保障原则的加入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重点。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原则的写入,旨在更好地处理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原则的写入,致力于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均更好地体现人权保障,并在此基础上确保有效惩治犯罪分子,同时充分保障无罪人员的人权。本文就主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对证人、被害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人权保障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价值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立法权   保障  

摘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国家根据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国家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维护各民族平等,确保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该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之一。该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自治权,自治权中的自治立法权是本篇论文研究的重点。1984年5月3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中,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区域民族自治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以统一国家结构的形式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侧重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权利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少数民族地区享有政治、经济等自治权的延伸,另一方面,它还兼具一般地方的行政职能权力,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中国在吸收我国古代及借鉴其他国家解决少数民族矛盾的经验上,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经多年的实践效果来看是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当前,各民族自治地方立足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继颁布了各自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在行使自治权时,因多种原因,单行条例、自治条例的制定未立足民族特色、质量偏低、数量过少、缺乏监督等问题。本文从查阅数据资源库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分析我国当前法规的基础上,运用民族法法学理论,综合民族学、宪法学、社会学等理论,多层面、多视角深入剖析当前自治地方在自治立法权当中的问题,本文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实现,首先应当从立法、监督等方面出发,规范立法语言,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完善责任制度、健全立法监督制度、克服狭隘部门主义的影响和加快单行条例制定速度,扩大单行条例立法范围,以期为少数民族地区在行使自治权和立法权方面,提供理论层面指导,形成稳定的法律保障体系。

关键词： 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   少数民族   民族区域自治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9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观念,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慎重稳步地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平定叛乱,巩固新疆、西藏边防,为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