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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股东质询权   股东权利   类型化  

摘要：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决策掌握在董事、经理手中。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有必要对股东进行保护。股东质询权是股东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相关信息是股东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前提。但是我国公司法只是在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进行了笼统规定,对于股东质询权的权利范围、行使程序、法律救济等没有明确地规定,在实践中,也常常是无法可依,为司法实务工作增加了难度,使股东质询权保护也难以落到实处。本文将以法律条文中有关股东质询权的规定为中心,结合研究现状和个人观点,以类型化分析为突破口,论述股东质询权在当前公司法体系内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面对股东质询权遭受侵犯时如何进行救济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股东质询权法律概念的界定以及类型化分析。第二部分介绍我国股东质询权的制度现状,讨论股东质询权在当前现状下存在的困境。第三部分着手论述产生股东质询权困境的理论原因和实践原因。第四部分为本文的重点内容,从股东质询权的困境入手,以类型化分析为手段,分别对股东质询权行使程序、权利界限和救济途径进行法理思考。提出解决股东质询权法律问题的建议,根据对股东质询权相关问题的解答,分析股东质询权在实践中完善的途径。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法解释规则研究》（16YJC820030）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地方立法   立法权   个人信息   隐私保护   行政法基本原则  

摘要： 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息息相关,而地方法治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法制。地方法制,是指地方的规则与制度建设。有效的规则与制度是积极推动地方执法与司法活动良好运转的前提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信息作为地方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纽带,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实践生活中,地方执法与司法活动的运行有赖于一定的个人信息,其在过程中可能存在采集手段或是程序不当等问题,导致公民个人权益受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执法与司法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地方立法的授权。也就是说,在立法阶段中个人信息采集所出现的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而地方执法与司法只是按部就班地实施。如地方立法主体未能在立法源头紧固采集个人信息的关卡,将会导致地方执法与司法活动失去原有的目标与方向,公民个人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本文基于此种考量,以地方立法为视角,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明确地方立法中个人信息采集规范的设定权限。本文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个部分主要通过规范研究揭示地方立法中设定采集个人信息条款的实践现状,并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并通过梳理我国与欧盟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规定及有关理论学说,区别个人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握其内涵与外延。第二个部分主要是阐释地方立法及其有关分类,明确不同层级地方立法中设定采集个人信息条款的特征及差异。第三个部分主要讨论地方立法中设定采集个人信息条款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其设定采集的权限。第四个部分主要是结合前三个部分的内容,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完善措施,如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修改《立法法》、将敏感个人信息的采集权限原则上保留至国家立法层面、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运行机制   轨道交通  

摘要： 2015年《立法法》修改全面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的立法权。在将近四年的实践过程中,一些设区的市制定出了很多符合地方实际需要的地方性法规,推动了地方的法治化进程。但是,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何?这需要进行经验总结和实践反思。徐州市是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2018年徐州市启动了地方轨道交通立法规划项目,历经一年,《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于2019年出台。《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立法是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机制的个案代表,内含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徐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徐州市交通局、徐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调研,以《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制定过程为例,在比较分析江苏省其它地区轨道交通条例立法的情况下,可以发现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存在以下问题:地方立法人大主导性不强、地方立法出现趋同化现象、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度不高、地方立法监督机制不完整。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过程中出现上述困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大主导的地方立法在实践中演变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立法;二是地方立法主体能力欠缺;三是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不健全;四是地方立法评估机制不健全。针对以上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进一步健全地方人大主导地方的立法体制,真正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设区的市人大要提前介入到法规草案起草阶段,设区的市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保障人大对地方立法的主导权。二是精准聚焦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搭建专业性人才队伍避免法规趋同化现象、避免地方立法中的不必要重复,同时突出地方特色。三是完善公众参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制。通过加大立法宣传力度,拓宽公众参与立法渠道,建立民众参与立法的激励机制。四是加大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监督力度。完善现有的立法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建立立法前以及立法后的评估制度。

关键词： 经济特区   立法权   地方性立法  

摘要：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开放的首批特区,其经济与立法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给后续的地方性立法和特区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济特区立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立法,有其特有的变通权,可以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制定适应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深圳经济特区在被授予立法权之后,进行了全面的立法工作,覆盖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法律制度尽可能顺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做到相互促进。并且在一些立法工作中,深圳经济特区也发挥了创造性,结合特区地理、人文等特点进行立法,贯彻落实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了特区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梳理了深圳经济特区在各个方面的立法,并对其立法工作进行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   政治建设   国家治理  

摘要：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可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来阐释。从政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关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影响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防范党内政治风险。从国家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有赖党内政治文化支撑,党内政治文化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赢得人民支持。从社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全社会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才能全面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

关键词： 埃塞俄比亚   民族联邦制度   权力分配   自决权  

摘要： 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冲突走向和谐,选择何种国家结构形式相当重要。早期东非和中非部分国家试图以联邦制来化解民族矛盾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就算是非洲长期存在的联邦制的国家——尼日利亚的联邦制实践也是经历过了许多坎坷。总之,联邦制在非洲并不被看好。政治领导人大多都认为联邦政府的分权形式会对国家的凝聚力造成威胁,尤其在非洲种族局势本就紧张的情况下,更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但冷战终结之后,人们好似对联邦政府体系重新燃起了兴趣,这对非洲也产生了影响,不少学者转而认为联邦制不失为一种保障非洲多元文化、缓和民族矛盾的补救措施。埃塞俄比亚是采用最“激进”的民族联邦制的国家之一,或许是因为联邦宪法明确承认民族分离权。1991年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革命阵线推翻军政府的统治后,采取了改革措施,建立了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本文首章对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背景和族际关系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探讨该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以及出现的民族问题。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埃塞俄比亚采取过多种解决办法,最终确定实行民族联邦制。第二章详细梳理了埃塞俄比亚民族治理模式的历史沿革,比如帝制时期的同化模式、联合国推动下的“联邦制”尝试以及军政府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但最终都走向了失败。一直到埃革阵上台以后,在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埃塞俄比亚创造性地选择了民族联邦制。第三章具体论述了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实践情况,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埃塞俄比亚联邦体系的塑造功不可没:确立了多党制,强调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配,并且赋予各民族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从政权组织形式上来看,埃塞俄比亚是议会制,分人民代表院和联邦院。人民代表院是最高权力机关,部长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院的执行机关,对人民代表院负责。从国家结构形式上来看,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由联邦政府及州成员组成,联邦政府和州成员均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最后一章进行了关于该制度的局限性和进步性的思考,民族联邦制发展20余年以来,国际社会有许多毁誉参半的声音,本文旨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其联邦制的成效和不足,以期各多民族国家有所镜鉴。

关键词： 地方自治   制宪运动   武汉  

摘要： 20世纪20年代以武汉为中心开展的湖北自治和制宪运动是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政治与法治运动。对于湖北自治法(宪法)的研究、讨论和宣传,体现了"主权在民"现代法治精神和制约军阀专制的目标导向。各种版本的省自治法草案和省宪法立法意见书,都表达了"三权分立"[省议会、省行政委员会(省政府)、法院]的思想和制度设计,都对人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这场运动虽然最后被军阀利用,没有达到目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市民的民主意识,推动了武汉地区各阶层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促进了武汉地区民主法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有限公司   股东知情权   查阅范围   质询权  

摘要： 股东知情权的实现为股东行使其他权利奠定了必要基础。我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行使方式不具体、权利救济方式缺失等问题。文章归纳总结了我国现阶段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存在的问题,吸纳和借鉴相关域外经验,提出明确查阅权权利主体范围、有条件地将会计凭证纳入查阅范围,并完善专家辅助人的制度规定;细化质询权权利主体,扩大质询权的行使时间,并将质询事项范围限定为与会议议程事项有关的事项;提出可以在细化选任方式和条件的基础上引进检查人制度,此外还提出了丰富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救济途径,构建法务会计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 宪法监督   合宪性审查   备案审查   合宪性解释   法院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意味着对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等需要建立起合宪性审查机制,以确保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保证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在“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后,更多的学者把焦点聚集在这个新设的机构之上,而对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作用的认识和研究是比较欠缺的。目前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探路之举,只是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一种途径,所以仅仅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在这种现有的抽象审查中,以审查要求的方式发挥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承认地方法院能够以具体审查的方式将“合宪性疑虑”提请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而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作用。除了能够在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两种模式中均发挥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作用外,在具体审查提请的过程中原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实质上还发挥着双重过滤的作用,通过过滤使真正与宪法不符合的法规范得到纠正,最终实现对民主的补强作用。

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   法律解释方法   宪法解释   司法适用  

摘要： 合宪性解释是当下我国宪法学界的研究热点,而本文所讨论的合宪性解释主要是指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要求法院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应对适用的法规范作与宪法相一致的解释,并且当存在数种法律解释结果之时,应排除有违宪嫌疑者而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总的来说,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笔者首先围绕我国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之争、合宪性解释在德国的本源本义以及笔者的观点这三个方面,去详细地阐述合宪性解释的基本概念。其次,笔者重点论述将合宪性解释方法引入我国的司法审判领域,将会发挥其维护法秩序统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促进宪法监督的落实等主要功能。最后,笔者立足于我国现行的宪法文本以及相关的法理学说,去详细阐述我国法院运用合宪性解释所具有的正当性基础,即宪法至上原则、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定职责以及法院所享有的派生性宪法解释权。第二部分,笔者则基于我国已公开的法律文书,发现我国确实存在法院明确表示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司法实践。虽然笔者仅发现1例,但是这也确切地证明了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较为罕见。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一些虽无“合宪性解释之名”,但却体现出几分“合宪性解释”意味的“准合宪性解释”的司法实践。并且,笔者认为通过分析这些“准合宪性解释”司法实践的主要特点与总结我国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为构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中的具体适用规则提供方向。第三部分,笔者主要依据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基本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结合中国特有的宪法政治框架,从适用前提、适用规则、适用效力以及适用保障这四个方面来建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具体适用规则。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我国各级法院都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合宪性解释,但必须同时满足“案件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特定的法律漏洞以及依靠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无法实现个案公正”这三个前提条件。其次,笔者认为普通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过程中,还应该遵循一定的形式规则与实质性规则。例如,法院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表明运用了合宪性解释方法;法院应在裁判文书中详细地阐述进行合宪性解释的过程;法院应在裁判文书中准确、完整地写明援引的宪法具体条款或者基本原则等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政治体制并无不合,我国各级法院都有权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这既能促进宪法的有效实施,又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难以启动的不足,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与实现个案公正。虽然实现我国法院运用合宪性解释常态化是任重道远、道长且阻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对其抱有信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惟愿中国法治事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