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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大主导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权   主导作用   体制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  

摘要： “人大主导立法”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11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关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当中。该文件提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依法行使国家立法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1]。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2]。

关键词： 民主集中制原则   制度自信   密切联系群众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   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大常委会   思想引领  

摘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更好地推进人大助推省域治理现代化实践.

关键词： 清末时期   农安县   新政改革   地方自治   权力分配  

摘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吉林农安县域在内外交困之下渐次推行各项新政，在李澍恩、寿鹏飞及茹临元三位知县的治理下，农安得以在学务、警政、司法及地方自治方面颇有成效。通过推行各项新政，使原本地贫民瘠、民风獉狉的农安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风气大开，并一跃成为吉林行省各州县推行新政的典范。\n 本文主体部分由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新政总述，主要对清末农安县域推行新政的背景进行考察，并对农安新政做概念界定和内容概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分述清末农安县域各项新政改革，依次叙述农安学务、警务、司法及自治改革内容，注重考察新政实施目的、设计构想、推行情况及落实效果。\n 第二章主要考察学务改革，新政期间农安县域创设以劝学所为枢纽、以教育会及其附设小学研究所为两翼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同时新式学堂教育、社会教育和师范教育并举。在官绅合力办学之下，农安县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普及和发展，为开通社会风气起到基础性作用。\n 第三章主要考察警务改革，新政期间农安形成以城厢巡警为中心、以乡镇巡警为辐射、以游击马巡为联络纽带、以预备巡警为重要补充的地方社会治安体系。警力与日俱增、剿匪作战收效颇丰，为维系县域治安提供重要保障。此外，还设置巡警教练所培养警政人材，但由于经费困境培养质量大受影响，以致易发生警民冲突。\n 第四章主要考察司法改革，新政期间农安初步设立审判机构，以期将司法与行政机关剥离。同时对监狱进行改良，通过整顿押所、清厘词讼等不断廓清旧有积弊。新政改革前后，胥吏群体因遭裁撤和整改，权财皆大为受损。\n 第五章主要考察推行地方自治情况，新政期间农安设立自治机关推行地方自治，逐渐将立法与行政机关分离，以期符合“三权分立”立宪标准。其中官与民之间的士绅阶层在自治旗帜下，其权力逐渐膨胀，也逐渐转型成为新政推行的中坚力量。\n 第六章阐述贯穿此次新政始末的经费问题，一则通过比对财政收支以阐述新政期间农安县域财政危机情况。二则叙述农安县域挽救财政危机过程，由于新政筹备时间较为仓猝、各项新政并举，又适逢清廷国库空虚，农安通过清理财政、兴办实业，以“开源”、“节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县域财政危机，为后期新政推行提供重要资金保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三则通过考察在经费筹款过程中官与民的状态，来进一步揭示新政经费不敷困境问题。知县作为“就地筹款”的主要负责人皆陷入经费筹措困境；而民商阶层则成为各项新政经费的主要承担者，致使抗捐事件频发。\n 而新政改革经费困境之下亦是县域地方各阶层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社会矛盾冲突显现的根源。此外，通过比较此次新政前后的“变”与“不变”以考察新政实效及观察新政与旧制关系，实则清末农安县域改革仍介于“旧制”与“新政”之间，是新制与旧制的纠葛。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优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治理效能  

摘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由理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等因素汇聚而成,在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地区治理体制、苏联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以及当今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相比较中显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进一步研究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治理的效能。

关键词： 根本指导方针   法治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   人权保障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   原则探讨   宪法   基本准则  

摘要： 宪法原则是指一定文本的宪法所规定或者确认的基本原则、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体现了统治者的根本意志、利益和要求。因此,宪法原则确定了宪法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及立法活动的根本指导方针。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尊重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宪法普遍具有的宪法原则。

关键词： 砂石生产系统   辉绿岩   制砂工艺   同步生产   苏阿皮蒂水利枢纽  

摘要： 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目人工砂石生产系统采用一种破碎机同步生产常态混凝土与碾压混凝土用砂的制砂工艺,生产出的成品砂质量稳定,内部级配合理,取得了较好的技术和经济效益。从系统产能设计、设备选型、工艺设计、工艺流程、质量技术要求等几个方面,对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目人工砂石生产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   房地产税   税收法定  

摘要： 税者,国之本也,税收是治国之根本,法治是治国之利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健全地方税体系,而税权是地方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税收具有聚集财力,调节社会公平之功能,税收谓之政府的奶娘。地方税体系是财税领域改革的重大事项,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税收职能的发挥一度受到抑制。即使十一五规划提出,财力与事权要互相匹配,但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改革思想一直到十二五时期才首次提出来。从那以后,地方税体系的目标才逐渐明确。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后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相继提出要完善地方税体系。2014年提出的税收改革总体方案更是奏响了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的乐章,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无疑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领头军。分税制改革的要旨在于解决中央和地方存在的财力不协调关系,协调央地财政关系,努力构建的中央以及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是要符合权力与责任明晰、事权与财力达到和谐以及地区之间发展均衡。授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有利于形成“责、权、利”相统一,激励政府积极履行职务,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增强政府的“造血”能力,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税收立法权配置不合理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视角研究地方税收立法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和规范依据,并结合域外国家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模式,借鉴其经验做法,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改革设想。除了引言外,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进行梳理。首先界定税收立法权的概念、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概念及特征。其次从公共产品理论、广泛的民意基础、尊重地方主体地位和国家权力分配理论分析并论证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理基础。第二部分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来介绍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从资源优化配置、央地财政关系失衡、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阐述其必要性;从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宪法依据、税收法定不排除纵向授权立法、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不存在立法法上的障碍来论证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第三部分为税收立法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法律规定和现实考量介绍在税收立法权配置体系中,中央税权大于地方税权,中央在税权上起到主导作用,鉴于我国在税收领域长期以来采用行政立法为主,地方只是针对某些税种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税收征管权,至于立法权而言,地方是没有此权力的,为了照顾地方需要,地方最多拥有在部分税种的实施细则制定权、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税收权限十分有限。其次指出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存在问题: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没有法律保障,划分层次低;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不明确;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于中央。第四部分为域外税收立法权的模式分析及经验借鉴。主要对联邦制的美国和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地方税体系的特点展开分析,归纳和总结了不同类型国家在税收立法权上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坚持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主导;严格遵循税收法律主义;地方在税收上享有一定的立法权。通过结合国外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实践经验,进而总结出可供我国税收立法权改革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改革设想。首先提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应遵循的原则: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原则;税收法定原则;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其次提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对策建议: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地方不享有税种开征权、赋予地方适度的税率和税收减免权、地方税收立法权应赋予省级立法机关;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加强税收制度的法治化;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做到中央兼顾地方;通过民主协商和预算公开对税收征管权进行监督。最后以房地产税改革为例下放税收立法权作为结尾,提出在房地产税制设计时,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房地产税法》以及基本规则,进行框架式立法,并设计税率和税收减免的幅度空间,允许地方在税率和税收减免的幅度空间内享有自主调整权,以尊重地方的财政自主。

关键词： 民主集中制原则   监察委员会   监察组织   监察决策  

摘要： 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标志性概念,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理想,也是国家机构建设的基本方式,其关于民主和集中的要求贯穿了党和国家机构组织与运行的全程。在事关全局的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国家权力组织和配置方式需进行重新调整,新生的监察机关的组织、运行与监督问题也亟待解决,对此,民主集中制必须发挥其作为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应有的功效。本文以“论监察法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为主题,分别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历史沿革、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理论,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监察领域的理由、依据和具体形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蕴含的“民主正当性”和“治理有效性”两大价值追求为工具,深入探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监察组织制度和监察运行制度中的运用情况,以全面回答监察工作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情况。第一章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历史沿革进行研究。民主集中制思想可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列宁时期民主集中制概念正式提出并得到了系统的阐述,进入中国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多年发展中,党章中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内容得到了拓展,形式也逐渐丰富,本土化之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活动原则和工作方法。革命成功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入宪既是“党建国家”的政权建设需要,也是国家统合和国家机构有效组织的需要,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条款就包括了机构设置条款、职权配置条款、相邻关系条款和活动原则条款等,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宪法体制的核心内容。第二章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首先,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涵上,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集中,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与动态均衡,就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对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正确集中。其次,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范内涵上,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党和国家机构根本的组织原则,还是党和国家机构基本的活动原则和工作方法,当然,鉴于各类国家机关属性和职权内容差异较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适用方式。最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价值追求上,民主集中制既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也不是为了集中而集中,“民主正当性”和“治理有效性”价值共存于民主集中制的逻辑体系之中,只有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章对监察法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改革之后,国家权力配置方式需要重新调整,党内监督体系和国家监督体系也面临重组,这些变化都需要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进行调整和疏导,同时,监察机关也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建立监察权的组织与运行秩序。从规范层面来看,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监察工作中的运用既有党内法规的依据,也有宪法和监察法的依据,纪委和监委合署之后纪法共治的规范体系更是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监察组织制度建构的核心,也是监察决策制度和监察监督制度建构的基本工具。第四章探讨监察组织制度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权力配置的方式变化并不会影响权力配置的逻辑和结构,监察机关依然要服从由权力机关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基本要求,即便要实现监察全覆盖的目标,也要确保人大的权威地位不会动摇,同时,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的存在也需要部分修改人大监督的方式。在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监察机关既需要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又要发挥其他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监督作用,最终,就形成了分工负责、行动一致又互相监督的相邻关系。在上下级监察机关关系上,基于监察机关同时作为国家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双重属性,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就事实上形成了三重领导关系,一是监察机关向同级人大负责,二是监察机关向上级监察机关负责,三是监察机关向同级党委负责,其中,上级监委的业务领导是日常工作中主要的领导关系,在多重的领导关系之下,也影响了监察机关的人事管理和案件管辖的规则设置。第五章研究监察运行过程过程中民主集制原则的运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民主集中制一般包括了委员会制、集体决策和责任制等要素,从监察权的运行过程来看,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政治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立基于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监察权运行过程中的运用就体现为了委员会制的领导体制、集体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等内容。监察法中的集体决策制度是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对重大监察事项实行会议决定的一种制度,并具体包括了集体研究、集体讨论、专题会议和纪委(监委)常委会会议四种集体决策形式,通过这样的决策方式,确保了监察机关决策过程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监察法中的请示报告制度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机制,在监察案件调查与处理的重要节点都需要履行必要的请示报告程序,在请示报告的类型上分为向监委主要负责人的请示报告、向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现实困境   完善措施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的基础法律文件之一,它针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明确了自治区域的主要权利,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协调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力度,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较多,部分规定实践性和实时性不强,地方自治意识不强等等,都严重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功能的发挥,因此须要制定有效的完善策略,优化《民族区域自治法》。

关键词： 地方立法   环境风险   备案审查   问责机制  

摘要： 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环境保护等三项立法权下移至设区市,也即设区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拥有了“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这一修改对进一步完善地方治理体系,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无疑是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也是我国立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但同时我们认为,地方立法权下移也有潜在风险,会产出与立法者本意相悖的后果。为此需要认真研究、评判这种立法权下移的风险并提供相应对策,以有效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的发生。论文正是基于此,选取环境保护地方立法权下移这一地方立法事项,探讨这一类立法权下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种风险,并提出防控意见。首先以我国地方立法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通过对地方立法权历史脉络的梳理,析出环境保护地方立法权下移的背景、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研究当下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的制度实践等。在正文部分将环境保护地方立法权下移的潜在风险进行有详细地探讨,认为地方环境保护立法权下移存在立法质量难以保障的风险、地方利益部门化的风险、环境法体系被“碎片化”的风险、备案审查制度形式化的风险和立法程序不规范的风险。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了环境保护地方立法权下移潜在风险的防控对策,认为必须在完善备案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增强司法审查力度;通过规范地方立法程序提升环境保护地方立法质量;探索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立法质量评估所形成的负面意见利用方式;建立环境保护地方立法质量问责机制对地方环境保护立法过失进行追责的可能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