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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是指引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超凡的远见卓识、毅力勇气、胸怀境界和务实笃行，在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深刻回顾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历程，

摘要：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给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1918年春夏间，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表达了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1924年1月，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正值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向大会提出了《哀悼列宁提案》。2月24日，孙中山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视列宁为同志，称赞列宁为“国友人师”。

摘要：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2015年10月9日，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包括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当时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写下的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本文选取了其中三件档案，希望大家铭记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民族主义   蒋介石   汪精卫  

摘要： 1932年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联合格局形成，到1944年汪精卫死掉，随着时间阶段变化，两人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做出不同解释。大致分为三阶段。　　1932年至1937年7月7日，蒋介石从权力独裁的角度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做出利己解释，汪精卫为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做出不同解释。此阶段双方解释民族主义意在争夺军事、党政权力，对民族统一实现的目标与手段提出不同理解。面对即将到来的民族战争，蒋主战、汪主和，蒋从“攘外必先安内”走向“联共抗日”，汪精卫则在西安事变后阻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暴露他狭隘的、蔑视本民族的民族观。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是第二阶段，面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站在抗日阵营之内主张对日抗战，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投降。且都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做出不同解释作为理论依据。关于要不要抗战，双方对战争前途与民族独立呈现或悲观或乐观的态度，但都主张抗战，理由在于战争能实现民族独立或侵略者将会“高抬贵手”。关于能不能战胜，蒋汪都论述物质与精神对于战争的作用，侧重点不同，得出结论大相径庭。　　1939至1944年是第三阶段，汪精卫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特别是大亚洲主义进行歪曲、异化，为他叛国投日做出辩护。汪精卫就日本军国主义提出的“共同防共”、“东亚联盟运动”、“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战争”作民族主义解释与辩护;另一方面汪精卫通过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歪曲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等为自己选择投敌叛国做提供理论依据。蒋介石坚持站在抗日阵营之内，从抗日角度解释民族主义，反对汪精卫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歪曲。

关键词： 康有为   大同书   去家界   天民   理想社会  

摘要：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吸收佛学、西方进化论等思想,依托儒家“三世说”,描绘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太平善性之世”。康有为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而儒家的教化传统,向来重视血缘网络——以“家”为中心,无论“五伦”还是“三纲”,均如此。但康有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却要“去家界”,他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在大同之世,儒家的人伦还能够维系吗?康所说的“天民”,是对儒家的背离还是发展?本文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围绕《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展开文本分析,探讨《大同书》理想社会观中“去家界”内含的思想张力。康有为并未否认“家”所维系的夫妇、父子、兄弟之道,“盖就天合夫妇、父子、兄弟之道而推至其极,必若中国之法而后为伦类合群之至也”。并说“立孝报德实人道之本基也”,论孝报,欧美不如中国,耶教不如孔教,“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族制的强固,生出“分疏之害”,“不知有国而惟知有姓”,“一国之中分万姓则如万国”;中国人的孝,“多为空义,罕有力行者”;家人强合,日常生活中,含无量怨怒,“盖国有太平之时而家无太平之日”;有家则人各私其子,私心、私欲横行,“人性愈恶,人道愈坏”。总之,“家界”的存在,乃“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却是“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他的结论是:“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大同书》关于理想社会的方案是,建立“公立政府”,设公养、公教和公恤的各类机构,负责人的生养病死。康有为洞察到家既是我们的“生地”、又是我们的“死所”这一悲剧性处境。他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肯定儒家的人伦体现了“人道之本基”,顺应血缘情感的伦常,乃是对作为天性的“爱质”、“爱力”的推广和扩充,人因爱家族而推爱及国种,“其推爱力愈广,其团结愈远”;另一方面又认为天然之爱具有“私性”,构成人际相处和群体交往的“界”(阻碍相隔)。康有为对这个矛盾的处置是,赋予“家”时间性,将“家界”的合理性定位在养成“据乱世之人格”,而要形成无“私性”的“太平世人格”,就必须“去家界”。然而,无家无国的“天民”,已经远离儒家的传统了。康有为留给后人的,是一份复杂、丰富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 汉口区域边界   华界   租界   空间形态  

摘要： 汉口是从一片水泽之上发展而来的商贸城市,在武汉三镇中最晚筑城却迅速发展成内陆商贸交易中心,离不开水系条件、租界开埠、铁路修筑等重要事件的推动。不同事件推动下使得汉口城市演变出许多特殊城市空间形态,边界是城市空间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针对边界的研究与利用不失为汉口城市更新中一个重要的文脉线索。本文主要包括“老华界边界的生成”、“五租界边界的界定与衍变”、“租界与租界边界空间形态”、“租界与新华界边界的越界空间形态衍变”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汉口老华界进行研究,从水系治理、汉口堡与租界初次开埠三个特殊事件为线索,探究汉口母城边界形态的生成原因以及边界特色街道与建筑;第二部分从英、俄、法、德、日五个租界的签约条款与土地建设入手,结合史料、历史地图以及现留存的城市历史遗迹,探究汉口在租界影响下城市空间形态的生成逻辑以及边界处的特色建筑风貌。第三部分主要聚焦五租界内部空间形态,从建筑学视角,分析不同规划管理建设指导下,租界与租界紧邻处边界的空间形态魅力以及建筑风貌特色。第四部分将视角转向租界向新华界的越界行为,对比历史地图与现代地图,分析租界的越界建设对汉口城市特殊空间肌理的影响。本文以边界为线索,旨在梳理出从开埠到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衍变过程,通过探究不同时间序列以及不同介质影响下城市空间形态的建立与发展,论证边界处特色城市肌理形成原因,梳理边界处的特色建筑风貌,填补汉口城市建设与建筑历史的空白,为汉口城市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摘要： 已婚妇女的袍服蒙古国传统蒙古族服装主要由蒙古袍、坎肩、腰带、蒙古靴等组成。蒙古袍是蒙古族最典型、最主要的服装,结构通常分为直身式和断腰式两种,从穿着的季节和面料可分为单袍、夹袍、棉袍和皮袍等。坎肩在袍服外面穿搭,已婚女性穿着长坎肩,男性、未婚女性和儿童穿短坎肩。蒙古族喀尔喀部是蒙古国人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部落,喀尔喀部的服饰也是最具代表性、最为华丽和最有影响力的。喀尔喀已婚妇女的服装颜色鲜艳、装饰华丽,袍服称为“额赫诺尔德勒”(Ekhner Deel),断腰结构和高耸的泡泡袖成为典型特征,袖长及膝。

关键词： 中共满洲省委   九一八事变   东北抗日   斗争策略转变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恢复和加强党在东北地区的领导,设立了东北地区最高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中共满洲省委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为主要任务,展开了一系列维护东北独立稳定与领土完整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斗争。1931年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导致整个东北地区迅速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手中。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率先高举抗日大旗,打响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第一枪,勇敢地组织和领导了东北的抗日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核心领导作用。满洲省委也作为了东北抗日乃至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闪光名称而永载史册。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从两个阶段来把握。首先,论文的起步点研究了中共满洲省委从1927年成立初期到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之前进行的最初抗日斗争工作。其次,论文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以人民为重心,迅速确立了对日斗争的方针,从领导东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转向着重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革命斗争,并逐步实施抗日斗争策略,有效遏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步伐,为后续东北乃至全国抗日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和保障,这是本论文的重点及核心部分。然而满洲省委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论文分析梳理了实施抗日斗争策略的背后原因及历史过程。具体从1931年到1936年,东北抗日斗争经历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支援抗日武装力量,开启抗日斗争初步发展阶段到“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贯彻,开辟了抗日斗争新局面再到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率先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些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真正代表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对党领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贡献启示研究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最后,论文从客观上认识评价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贡献,再结合当前所处时代阶段,系统总结其所蕴含的经验启示,进一步阐述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中体西用”   体用观  

摘要：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上奏朝廷,包括育才兴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三折(以下简称为《变法三折》),它们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紧密相联。《变法三折》思想是在清末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当时主张“中体西用”的呼声日渐高涨,“中体西用”因而也成为了《变法三折》的思想核心。《变法三折》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重要领域提出了许多变革主张,这些变革主张的背后,蕴含着张之洞、刘坤一等对中西思想文化的基本看法,即“中体西用”。《变法三折》从理论上搭建清末变革的思想框架,成为清末新政的指导大纲和理论基础,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启动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末近代化的进程。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变法三折》“中体西用”变革思想产生于清末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因而晚清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环境构成了《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背景。同时,《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洋务派的“中本西末”、“中道西器”、“中主西辅”等思想,以及《劝学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阐发。从哲学视域来说,《变法三折》的“体用”关系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其“中体西用”的体用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既紧密相联,又从属于近代中国哲学,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在内的体用关系问题。《变法三折》“中体西用”的体用关系是“中学”与“西学”的结合,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其体用观的核心思想与特点的体现。 《变法三折》政治与司法上的“中体西用”思想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中国传统德法为“体”与近代西方政法为“用”的体用观;二是国家政权的变法不变道相结合、政治制度的礼法合一、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司法相结合的政法体用观的方法论意义,三是立足中国传统、引进西方法律、倡导法贯中西、主张司法变革的政法观的特点,通过《变法三折》中政法体用关系及其方法论原则的阐释以揭示晚清政法制度的弊端,也阐明以“中体西用”为方法论原则是稳政局的关键。 《变法三折》教育与军事上的“中体西用”既体现“圣道”与“器道”、“育才兴学”与“鼓励游学”、“办军事学堂”与“西法练新军”的体用关系,又从哲学视域彰显“卫道”与“创新”的“二律背反”、“罢废科举”与“厘订新学制”的二重性、“广军实”与“练外国操”二者并举等方法论意义,还反映“体”与“用”矛盾的贯通、“中学”与“东学”对立的融通、中国近代军事“中体西用”形成等特点。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在经济上的体用关系主要体现在“儒学为纲”与“广兴实业”、农业与工商业、塞漏裕民与轻本稳利三个方面。为了处理好经济“中体”与“西用”的相互关系,《变法三折》中对经济体用关系进行了巧妙处理,以工商合一的经济价值观、农业与工商业结合的结构观、夺外人之利以塞漏裕民的经济利权观为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变法三折》变革经济的主张以“中体西用”的经济观为中心,其方法论原则既从哲学上体现体用不二与体用合一的体用关系问题,又反映《变法三折》“中体西用”经济体用观的合理性。体用合一的经济合理性就是以“以农为本”为“体”与“振兴工商业”等实业为“用”的产业结构观,这种经济产业结构的体用合一改变了传统经济体用关系,并赋予这一体用关系新内容以承载《变法三折》变革经济的“中体西用”思想。 《变法三折》“中体西用”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理论上它为清末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军事等方面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振兴工商业”、“育才兴学”、“广派游历”、“广军实”等实业建设主张,从而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变法三折》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近代制度的发展,当然,《变法三折》体用观难以跳出当时的局限,在变革中亦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