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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不交涉”政策，把希望寄托给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威胁，国民党内部矛盾逐步调和，国民政府一面对日抵抗，一面在列强的调停下与日交涉；热河事件爆发后，由于列强和国联没有进行有效干预，消极抵抗无效后，国民政府便派亲日派北上妥协求和；

关键词： 太行抗日根据地   减租减息   历史意义   现代启示  

摘要：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实行的一项特殊的土地政策,它具有过渡性、改良性和革命性的三重特征。其出发点是中共为应对中日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国情,旨在改善贫苦农民生活,激发贫苦农民抗日热情,进而团结地主与富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土地政策的主基调,在贯彻过程中,触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层层面面,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及对传统乡村权力结构瓦解和重塑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地区创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是晋冀鲁豫边区重要的腹心地带,亦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前沿阵地和可靠后方,其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党在这一地区的方针和政策因其地位的重要性而得到了较好地贯彻和落实,具有典型性和不可替代性。为此,本文选取太行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作为研究主题,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太行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过程为研究主线,系统论述太行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开展的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及出现的问题,从变化的视角动态解读村干部、地主及农民思想及其太行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减租减息运动给太行区乡村社会和各阶层的共同抗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本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生态及其建立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太行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抗战前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系统分析了抗战前太行区的土地所有权分配、阶级结构、租佃关系与借贷关系,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太行区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底层农民生活的困苦,突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其次,本文系统阐述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始末,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以1938-1941年为初步开展阶段,1942-1943为快速发展阶段,1944-1945为逐步完善阶段。通过对每个阶段减租减息政策的发布和具体工作的开展以及落实情况加以详细阐述,在肯定每一阶段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阶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动态呈现出减租减息政策在开展过程中各个利益阶层相互博弈的过程。再次,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减租减息给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是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伴随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发生的变化;二是农民社会生活在减租减息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三是论述减租减息运动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突出贡献。最后,本文分析和总结了减租减息政策的成功实施对于我国当前制定土地政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借鉴意义。

摘要：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近代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撒播民主、科学火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南通是声名远扬的“模范县”，它在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过程中发生的转变，值得深入探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不足，尤其对早期推动南通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人物个体关注不多，本文集中收集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南通人物施北沧的相关资料，草成此文，就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 贺麟   文化体用论   中体西用   全盘西化   人类文化共同体  

摘要： 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深受其个人学术经历与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他用自家独到而严密的“文化体用论”作为坚实的文化哲学根砥论证他“以心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跨文化传播原则，并以之批判“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在近代中国常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谬见，真正向往“面向人类文化本身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未能圆融地消弭民族国家时代“人类文化共同体”与“民族文化本位”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矛盾，其思想仍有待后人持续反思并完善之。

摘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绝地求生的伟大壮举。1934年10月，8.6万余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一重大决策是怎么作出来的？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国民党军在一个月后才发现？这得益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绝密行动。

摘要： 李锡九,1872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李锡九早年追随孙中山,老同盟会会员。他忠实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为党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和军事裁判所所长。大革命失败后,直到全国解放,他利用特殊身份,长期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和开展抗日活动。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3月1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80岁。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根据地   乡村秩序  

摘要： 中国是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固本安民之要。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根本上是土地问题。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过程,探究其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秩序变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影响,进而为当前我国的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土地政策,它具有革命和改良的双重性质,让地主减租减息的同时又让农民交租交息。这一政策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仍然动摇了乡村的封建统治,改变了原有的不合理的根据地乡村社会秩序。首先,它削弱了农村中的封建经济关系,农民占有的土地不断增多,使乡村中原有的极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促使了农村的阶级结构变化,以往乡村两极分化的格局逐渐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转化,阶级结构趋于稳定,为根据地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动也影响着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减租减息政策提高了农民在乡村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增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以农会为核心的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立,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三三制政权建立及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打破了旧有的乡村权力体系框架。总之,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生产的发展;以抗日为核心的各阶层合作机制的形成,扩大和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运动,还使得乡村社会秩序得到了重构和整合,建立了新的乡村秩序,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和控制,促进了根据地的有效治理。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变迁,也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新时期的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秩序,实行乡村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清末新政   云南督抚   铁路   矿务   新军  

摘要：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统治最后十余年里,在列强侵逼及人民起义的刺激下,以对外保卫主权、对内巩固统治为目标而推行的改革。清政府在庚子国乱中面临空前统治危机,推行新政势在必行。加之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也因战乱及清廷对列强妥协求和等因遭受重创,推行改革的阻力也远不如前。在此种背景下,中国各界在清政府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在改革范围、速度、深度上均远胜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系统性改革。它虽没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变。云南僻处中国西南边徼,毗邻英、法两大列强,外交、军事等项事务成为清末新政期间历任云南督抚治滇理政的重要课题,这深深影响了云南清末新政改革的轨迹。清末新政前夕,一面是清政府因戊戌政变、己亥立储等事与列强多次爆发外交冲突,排外思潮不断高涨,一面是法国驻滇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以致激成教案,云南地方局势在此双重影响下急剧恶化。中外和谈开启后,英、法两国趁清廷对外屈服之际,企图将云南铁路、矿产利权收入囊中。为了应对两国侵略并巩固清政府在滇统治,历任云南督抚均有编练军队、兴修铁路、开办矿产之举,反映出其地方治理和改革的因应和被动性。云南新政改革无法服务于地方自身发展建设的需要,预示了改革终将失败的命运。云南督抚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往往左支右绌,颇形被动,但其在危机之中也激发了坚定的改革意志。云南督抚在地方治理与改革过程中,绝非一味受制于人,反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预备立宪、禁种鸦片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新政改革进程。同时,云南督抚也在治滇理政过程中,充分与中央政府、地方绅民乃至英、法列强等进行博弈,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以谋求其对外保卫主权、对内巩固统治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然而,严峻的边疆危机决定了云南新政改革的因应和被动性质,内外危机构成云南新政改革内容的关键影响因素,云南新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服务于云南自身发展建设的需要。最终,云南督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未能使云南乃至中国走向富强,改革本身也随着清政府在革命浪潮中的倒台而终结。

关键词： 黄兴   政党中心主义   同盟会   国民党   “二次革命”  

摘要：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是章太炎于黄兴逝世后为其撰写的挽联,亦是对其一生功绩和地位的最高赞誉与评价。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黄兴从踏上革命道路之初便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作为自身使命和责任。近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呈现“双弱”格局,两者皆无力承担解决危机、重建秩序的任务。政党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被发现,以政党作为中心来聚合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国家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黄兴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来开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故而本文以政党中心主义视角来探究黄兴在同盟会、国民党及“二次革命”后等三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首先,探究黄兴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主要包括“历史情境”和“生存情境”,前者指黄兴政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如“全面危机”来临,国家和社会“双弱”,重建秩序、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任务;西方先进政治思想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为新知识分子们普遍接收和吸纳;思想界对传统“朋党”和“群”文化的扬弃,以及伴随而来的新政治团体大规模涌现等。后者指黄兴个人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如接受传统儒家圣王思想和湖湘经世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以及留学日本的经历,“洪杨革命”、“庚子事变”、“自立军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黄兴个人气质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小结部分则结合前述,分析指出黄兴如何在多重影响下走上政党中心主义道路。其次,分别探究黄兴在同盟会、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三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也即其政党中心主义的萌生、发展及弱化。主要从政治使命、组织建设和党政关系三个方面展开。(一)政治使命:同盟会时期主要以领导反清革命、建立民国为主;国民党时期以主导民国建设、重整国家和社会秩序及为民谋利为主,包括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因政为党、实现国利民福;“二次革命”后表现为谋求维护共和、改革政治,包括发扬“平等自由主义”政治原则与申明改革不良政治之使命。(二)组织建设:同盟会时期重在反满革命,因此政治纲领的宣传侧重极端的民族主义,同时重视组织扩展及巩固;国民党时期重在建设,因而侧重民生主义观的阐发,以及政党道德建设;“二次革命”后重在反袁,所以强调加强组织净化与团结,分辨“民党”与“官僚派”,呼吁民党联合,组织统一战线。(三)党政关系,即政党与国家及政权间的关系:同盟会时期党政趋于融合,主张由同盟会主持建构新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同盟会为中心建立和执掌新政权,政党主导性逐步加强;国民党时期党政高度一体化,国家嵌入政党,政党完全渗入国家政权与政府中并起着绝对核心作用,政党统筹国家一切建设,建立国民党内阁以执掌政权和控制政府,主张“一大政党”观、反对两党制及倡导大党主导下的党派协商合作关系等;“二次革命”后党政趋向分离,政党的辅助性功能更浓,突出国家的首要性,主张政党须以国家为前提和导向,弱化政党对政权的掌控和巩固作用,强化宪法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历经民初政党运动的失败,袁氏反动,及党内自身的分歧和离散,这一时期黄兴对党事已略感失望,重视程度不复从前,其政党中心主义倾向有所退变。再次,探究了黄兴政治思想的演变逻辑。通过纵向比较黄兴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分析其政治思想中变化和延续的内容,即“变”与“常”。“变”体现在政党中心主义表现程度前后渐变、革命主张由激进日趋稳健;“常”体现在革命民主精神一以贯之、共和救国目标矢志不移、伦理道德取向从始而终、政党中心主义思路总体延续。最后,从历史贡献和局限性对黄兴政治思想进行评价。其政治思想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为解决全面危机和救亡图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指导;为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政治组织建设及良性政党关系维持作出积极尝试。而局限性则表现为:低估了复杂环境下进行制度移植所面临的阻力、道德伦理色彩过于浓厚、思想主张与实践存在相悖之处等。

摘要： 《大同立教：康有为政教思想研究》是张翔教授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此书以大同立教为核心概念，对康有为的政教思想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探讨了传统的夷夏之辨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康有为生前不刊行《大同书》的原因，立孔教与复辟帝制的关系，中国的政教关系等问题。该书包含了许多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