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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百”方针   艺术   伦理  

摘要： “双百”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为繁荣文艺事业提出的基本方针,它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为当时的文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地政策支持。近年来,我国依旧重视发展文艺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许多深刻阐述,赋予“双百”方针以新的时代意义。“双百”方针文艺政策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本身的效力,其中蕴含的艺术伦理思想对现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艺术求美,伦理求善,艺术和伦理都是为了追求美好事物,二者在这一方面既具有共通性且又存在某种交叉。“双百”方针艺术伦理思想中提倡艺术发展应平等对话,反对强制压服;提倡和而不同,支持多样化,反对同质化;提倡扬善抑恶,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该方针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和谐的环境、平等对话的条件以及扬善抑恶的指向,因此,研究“双百”方针的艺术伦理思想有助于为现当代艺术发展提供政策伦理导向,具有指引现当代艺术良性发展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读与之相关的文献并进行整理和思考,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通过了解“双百”方针艺术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挖掘“双百”方针艺术伦理思想的内涵,进而得出“双百”方针所蕴含的艺术伦理思想的意义以及对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启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为“双百”方针的艺术伦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双百”方针的艺术伦理思想中所体现的扬善抑恶、平等对话以及和而不同的艺术伦理内涵为现当代艺术良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伦理保证和思想启迪,是现当代艺术发展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胡适   新文化运动   国民性改造  

摘要： 国民性问题关系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近代，中国面临着深重民族危机。在关乎民族危亡的时刻，先进的国人纷纷提出各种救国主张，试图拯救国家于水火。在进行了数次尝试后，逐渐意识到救国的关键在“人”，由此，如何将国民转换为近代化的“人”成为近代以来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个体的解放、个体权利的争取也成为这一时期“国民性改造”的主题。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是其思想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兼具“破”与“立”，不仅注重对国民性进行剖析、批判，而且对国民性的改造方案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开时代之新风气。　　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从剖析国民劣根性开始。胡适深知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由来已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个体与国家的发展存在诸多危害。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极为推崇西方现代文明。在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上，胡适期望国民向西方学习，树立科学的人生目标的同时，追求“健全的个人主义”。此外，胡适强调从多种途径入手，在诸多方面对国民性加以改造。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救人”，实现人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之前相比，在“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在于“救亡”，如何塑造现代国民是其对国民性改造的最终追求;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在于“启蒙”，即从“人”的视角关注国民性问题的改造，将国民塑造为现代人是这一时期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在客观时代背景的约束下，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既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积极意义，又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总之，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在参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既有选择性继承，又有所改变、突破。

关键词： 会审公廨   司法主导权   诉讼架构   审判程序   辩护制度   法权秩序  

摘要：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法庭，是中外为解决租界内的华洋纠纷而达成妥协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地方政府派驻租界的一个司法分支机构，也是一个中外混合法庭。由于受到外人的影响，会审公廨在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向国人呈现了接近于现代法庭的诉讼架构、律师制度、诉讼程序、证据制度等，成为国人管窥和接近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窗口。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存在六十三年（1864—1927），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作为窗口，对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植人了引导性的力量，成为近代法权秩序转型的催化剂。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会审公廨的具体运作和审判过程，从法理角度深入探究会审公廨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启蒙意义。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通过考察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生成背景、产生、发展直至改组和收回的整个历程以及基本的运作机制，对会审公廨进行整体概述。第二章主要剖析中外双方对公廨司法主导权的争夺与反争夺。中外双方由于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与冲突。面对外人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夺，中方也进行了抗争，但由于中外力量对比悬殊，收效甚微。中国在公廨内部司法主权的逐步丧失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章以案例为视角，借助经会审公廨审理的若干经典案例，呈现该时期的诉讼架构、审判程序、证据及辩护制度，探讨会审公廨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的不同，并深入分析中西法文化的差异。第四章将会审公廨置于中国法权秩序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其法权秩序功能进行考察。重点探究会审公廨作为西方现代司法形象的窗口，对中国近代法律观念的影响及与近代法律变革之间的关系，评析会审公廨在中国社会秩序由传统君权向近代法权转变进程中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摘要： 群众武装是中共武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对群众武装认识的转变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其中，推动党内对群众武装认识发生转变的因素之一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对群众武装建设的实践总结。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展的工农红军建设研究较多，毛泽东对群众武装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较少。本文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群众武装建设实践为研究出发点，探寻其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的贡献。

关键词： 湖南留日学生   清末新政   地方意识   明德学堂  

摘要：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留日学生的地方意识表现较为突出,一方面创作数篇湖南地域性强的著作,形塑湖南形象,赋予湖南以救国责任,另一方面高频召开湖南同乡会活动,形成以乡缘为核心的人际网络,学成归国后又对中国尤其湖南地区产生影响。以清末新政时期(1901至1911年)在日留学的湖南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侧重湖南留日学生群体在日活动及返湘后的社会活动,探究该群体在该时期的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地方意识,而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相互缠绕,前者是其以乡缘为纽带开展相关活动的基础,后者则作为精神内核和价值依归贯穿于该群体学生生活及社会活动的始终。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积极响应留日政策,派遣留日学生数量位于各省前列,费别以官费为主,自费次之。所学专业在新政前期多集中于师范、军事及实业,新政后期则多习法政等。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以长沙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趋势,也对湖南留日学生归湘后的地域分布产生了影响。 在异国环境下,湖南留日学生对民族危亡的感知更为强烈,又以传统的乡土情结为依托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在留日期间充分利用湖南历史资源,将省份意识与救国责任结合起来,撰写《新湖南》《湖南少年歌》等多篇以湖南人为演说对象的救亡文章,同时形成省、州、府等各级同乡会,以同乡会等地域性强的团体为主要活动单位,对内解决在日求学面临的资金等问题,形成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对外维护湖南形象,关心湖南时局,呼吁家乡所在乃至湖南加快新政步伐,通过创办刊物、建立编译社来向湖南乃至全国传播西学知识。 出于家乡依恋感和归属感,较多湖南留日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湖南,活跃于湖南各界,促进新政各方面发展。以教育领域为例,湘潭留日学生胡元倓创办的明德学堂仿照日本庆应义塾,培养新式人才,师资延聘以湖南留日学生为主,亦与湖南当地士绅形成较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学校发展。

摘要： 站在它的面前，我的心凝固而激荡——那是因为雨花台的风“飕飕”起寒，古都的土板结而沸腾。历史总在我们的思绪中变得多彩而沉重，丰富而深刻。一“中华门”，整个世界上只有这样一扇巨门。即使在中国的领土上，它也只能有一扇。它宏伟，它坚固。它从历史走来，又连接未来。它沉默的时候，如熟睡的巨人；它醒来的时候，似咆哮的雄狮。

关键词： 袁世凯形象   历史人物评价   教学策略  

摘要： 历史人物贯穿于历史事物之中,在历史发展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因此,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中颇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在教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袁世凯的形象变得更加全面立体,教科书中的袁世凯形象与之相呼应。本文以部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袁世凯形象为研究对象,探寻历史人物评价的教学策略。本文总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说明了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梳理了有关史学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教育学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策略、史学界和高中历史教学界有关袁世凯论述的研究现状,并阐述说明了选题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第二部分结合学术研究对《中外历史纲要(上)》中有关袁世凯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基于历史人物评价视角展现教科书中的袁世凯形象。第三部分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关于袁世凯评价的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和访谈内容,分析得出教师在袁世凯人物评价教学方面和学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师的人物评价教学主动意识不足,历史人物评价方法教学缺失,知识更新缓慢;学生则是对历史人物评价较为刻板和主观,对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了解限于课本。第四部分则是针对上一部分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两个有关袁世凯评价的主题教学案例。第五部分则是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层面,以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为例进行了教学实践。同时借助课堂观察量表量化教学实践结果,得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教学反思。第六部分,基于以上的调查分析与实践,得出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教学策略与注意事项。教学策略方面,教师需要深入分析课本,明确教学目标;基于学情分析,展开人物教学;多元史料实证,理解历史人物;创设历史情境,体会历史人物。在教学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转变观念,关注学情;精选人物,透彻分析;注意引导,慎下结论;用词准确,防止折中;结合性格,多元分析。

关键词： 浙江   禁烟运动   缩期禁烟  

摘要： 清末新政后期，由于国内外禁烟环境的变化，清政府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禁烟策略。此前饱受鸦片流通之苦的浙江地区也开始积极执行浙江巡抚增韫“缩期禁烟”的策略，在一系列如增设禁烟机构、禁种鸦片、销售管制以及禁吸的措施之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长期的弛禁环境以及洋药税收让禁烟政策的执行在浙江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财政捉襟见肘、官民对峙等不良后果，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地位，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埋下伏笔。

关键词： 纪实性文学   《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   叙事传播  

摘要： 作为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记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纪实性专著，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历史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张纯如个人著作的叙事传播分析，有助于我们寻找南京大屠杀历史对外传播的新洞察。　　本文采用传播学和叙事学的双重视角，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为落脚点，通过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个案分析，并将其作为本文的线索，来看张纯如在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过程中的成就与不足。同时，对比分析犹太人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在传播上的差异，从而将叙事与传播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对外传播。　　通过分析张纯如的个体“创伤”塑造过程以及她对“过去”记忆的叙事构建发现，在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过程中，美籍华裔的身份为张纯如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张纯如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双重文化身份，以一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情感客观分析南京大屠杀历史产生的根源。与此同时，张纯如通过中、日、美三种视角的转换增强了作品的纪实性，并结合多种叙事方式成功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对外传播。这一叙事传播经验向我们证明了叙事传播“再述”与“延展”的重要性以及合力传播的必要性。最后，本文也发现，与同作为大屠杀的犹太人大屠杀相比，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构建在个人传播与国家传播、“南京大屠杀”的话题建构以及“讲故事”的叙事传播几个方面还存在很多传播问题。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历史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谨防陷入民族情绪中不可自拔，从而忽略自身的故事诉说。同时，我们也不应一味迎合西方文化，而是要保持自身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在“再述”的过程中实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延展”。讲好中国故事能成功跨越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区隔，实现自我文化的形塑与输出。在现在以及未来，我们只有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对外传播方面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从而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党史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共党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次紧急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