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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安事变   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   中共   国共合作  

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两大核心问题:国家统一与抗日救国。这牵扯到两大关系:一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二是蒋介石与中共。蒋介石统一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共,二者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在先统一还是先抗日的争执上。西安事变的发生,便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矛盾再次爆发的表现,直接将这两大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在此背景下,西安事变的解决至关重要。蒋介石被扣西安期间,南京政府内部群龙无首,张学良、杨虎城举棋不定。蒋介石暂未被释放,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地方实力派成为南京、西安方极力争取的力量。此时,地方实力派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各方力量的判断,体现在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如何解决事变的态度上。该阶段,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呈现短暂变化这一特点,此变化影响着局势的走向,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 善后时,蒋介石被释放,主动权由西安方转向南京方。相较于事变时,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有一定延续,也有相当的转变。此阶段局势明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大力打击张学良、杨虎城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体现在对陕甘军事问题的善后。从蒋介石武力压迫西安的态势,足可见对处理张、杨的决心。蒋介石这一行为虽然影响着各地方实力派的生存实态,使地方实力派的态度趋向保守,但地方实力派对和平解决善后问题,表现的很坚决,这一度与蒋形成制衡。分析地方实力派在这两个阶段态度变化的原因,除受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的影响外,本质上仍是维护自我利益,这种态度变化影响着各方力量的判断,推动着事变的解决。 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变化围绕着与蒋介石关系为主线,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关系为辅线而变化。这三大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前后的态度有着千变万化的表现,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最后,地方实力派与各方形成历史合力,推进了西安事变成果的实现——国共合作谈判的到来,开始举国抗日,使30年代中国两大核心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关键词：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革命文物   革命纪念馆   高质量发展  

摘要：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革命文物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助力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陈列）馆为例，深入分析湘江战役纪念（陈列）馆发展现状，厘清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建构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资源价值体系的视角，探索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的五大路径和四大保障措施，为扩大湘江战役文化影响力，营造浓厚的湘江战役文化学术研究氛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摘要：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问题新情况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则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部分同志受“左”的思想束缚，

关键词： 陋规   耗羡归公   清末新政   财政危机   国家转型  

摘要： 陋规是官场潜规则下不被正式制度承认但又被官民默许的各种惯例性收费，长期处于半公半私、半明半暗的状态。陋规严重损害吏治民生，但因其在传统体制下发挥着“亚财政”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清代曾两次尝试将陋规“化私为公”,即雍正朝的“耗羡归公”与清末新政时期的陋规改革。雍正朝的改革短暂改变了陋规非制度化的性质，但至乾隆朝又回归旧辙。相比之下，清末的改革最终将陋规纳入“正项”,引进到国家正式税收体系，发生了重要的性质变化。清末陋规制度化因应了国家体制从帝制向宪政、从“小政府”向“大政府”、从旧式财政向新式财政的转型。但清末的转型并不成功和彻底，陋规化公虽然配合了转型时期的财政需求，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未能摆脱“黄宗羲定律”。

摘要： 202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的10月，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出发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长征的准备和实施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随着北线广昌和南线筠门岭失守，中央苏区土地面积锐减，形势日益恶化。

关键词： 张树声   涉外思想   海防思想   洋务思想   中体西用  

摘要： 张树声是清末淮系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其年轻时在家乡兴办团练,先后跟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镇压农民起义。同治四年(1865),张树声署理江苏徐海道,正式开始了其长达二十年的地方任职经历。在这期间其先后担任山西布政使、江苏巡抚、两广总督以及直隶总督等重要职务,是晚清名臣之一。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张树声形成了其独特的涉外思想,包括积极的外交观、近代海防观和先进的洋务思想。 张树声的外交观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其担任两广总督之前,他的外交观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加上张树声本人接触外事较少,因而其思想具有浓厚的“以夷制夷”色彩。张树声在光绪五年(1879)担任两广总督之后,接连参与琉球案的讨论、壬午兵变的处理等重大涉外事件,其外交思想亦逐渐发展成熟。他的外交观可以总结为“守在四夷”“以夷制夷”“发展洋务”,这三者互为表里,构成了张树声外交观的核心。 张树声的海防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在其担任两广总督之前,他所从事的海防建设实践较少,仅参与过江苏省城及崇明岛防务事宜。因而,此时他的海防思想实践较少,加上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他的海防思想存在较大的空想性。担任两广总督后,张树声对广东海防进行了大规模整顿,虽然许多措施没能落实,但他对海防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的在广东设立一支足以横行远洋的水师,将海防的第一线由沿海转移到外洋的主张,对于中国从近海陆基防御向远洋海防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张树声的洋务思想与其外交观、海防观的发展轨迹一致,都是在两广总督任上实现了飞跃。他的洋务思想从单纯的“中体西用”发展到“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在对洋务的认识上,走在了所有洋务派官员的前列。

摘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党中央、中革军委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如此浩大的军事行动，极有可能引起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对此，党中央周密部署，以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保密措施为长征打下良好开端。转移计划秘而不宣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并秘密筹划准备工作。

摘要：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天空。这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擎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这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冲决了禁锢思想的罗网，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摘要： 将台堡,位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境内。1934年10月起,我们党领导红军,纵横10余省,同敌人进行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由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会师广场、将军翰墨碑林、三军会师纪念馆等组成。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说,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