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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占地面积200亩,其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展现了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历史及苏区人民支援红军的历史场景。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大爱和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来到于都,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并在纪念馆里接见红军后代和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关键词： 孙中山   佑尼干   藏书  

摘要： 上海孙中山故居保存的孙中山生前收藏的中、外文书籍,对于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其中原属T.R.佑尼干(***)的旧藏占有一定比例,是孙中山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统考察佑尼干的生平、知识背景、藏书类目,以及孙中山与佑尼干的交往经历,孙中山藏书与佑尼干旧藏之间的关系,分析孙中山如何将佑尼干旧藏融入自己原有的藏书体系。通过进一步厘清孙中山藏书的来源和构成,为深入研究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的构成和分类,复原孙中山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体系,梳理孙中山在不同时期阅读兴趣的变化奠定基础。

关键词： 康有为   《大同书》   大同   平等   博爱  

摘要： 康有为的《大同书》不仅是他个人变法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以往理想社会的一种诠释和再发展。大同社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追求，自古以来就倡导和谐、仁爱、平等的社会理念，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则试图将这些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 七七事变   《申报》   抗战宣传  

摘要： 1937年的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侵略,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是时,作为发行量最大、流布地区最广的《申报》密切关注此次事变,对事变中双方交战过程、战后中日交涉以及之后日军的持续侵略以客观真实的文字进行详细报道传达给全国人民。《申报》揭发了日军的侵略实质,对其不法行为给予强烈抨击,在报纸上呼吁全体国民应当振作起来团结一致抗战,针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传达了自身观点:即在恰当时间可求助国际联盟进行抗战。当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的步伐逐渐加快时,《申报》开始利用报刊这个平台对全民族抗战进行动员。在政治上向民众宣扬持久抗战的思想,揭露汉奸恶行,宣传锄奸防奸,鼓动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对我军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进行大力宣传。在经济上呼吁各界人士输财纾难,号召民众为前方将士捐献生活物资,鼓励民间积极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为抗战提供经济支持。在舆论上刊发国内各界有一定影响力人士积极的抗战言论以巩固统一战线,同时转载外媒声援我国和日本国内民众高涨的厌战情绪的新闻报道,营造有利于我国抗战的舆论环境,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在对七七事变报道的呈现方式上,《申报》将新闻消息与时评结合起来,以抗日救亡为报道主题,登载的广告标语也与抗日动员相结合,充分展现了《申报》的爱国热情。《申报》对七七事变的报道及之后的抗日动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不仅保留了七七事变爆发的历史真相,揭露了日本假和平真侵略的丑恶面目,还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战事迹均进行客观报道,引导后方群众参与抗战服务,助力全国上下形成统一抗战的局面。从七七事变爆发后到1937年12月14日《申报》因拒绝日方的新闻调查继而宣布停刊的这一段时间里,《申报》在抗战中充当了传递前方战况的平台和政府与民众间互动的桥梁。以《申报》为缩影,看近代报刊如何在国难背景下通过积极发挥职能对国家和民众产生实际影响,担负起近代报刊的社会职责。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学生党员   培养和发展   “三三制”  

摘要：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就是学生党员队伍建设，建设的重点就是学生党员的培养和发展体系建设。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现实情况、学生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的现状，阐述学生党员培养和发展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探索基于“三维度”“三工程”“三建设”的“三三制”工作法构建学生党员培养和发展体系，强化落实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深化实践教育体系，促进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老聃   私家著作   學在王官   巫史文化   軸心時代   哲學突破   新子學   新文化運動  

摘要：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及其與梁啓超的争論，引發“孔老先後”問題聚訟。這個問題不僅牽涉學術史書寫的排序，還關乎對中國傳統文化源流的認識，隱含着研究者的價值判斷。方勇教授重提這一問題，既是確立《中國諸子學通史》撰寫體例的需要，又有以“新子學”爲依托而繼往開來的文化關懷。相關討論涉及孔老先後、中國傳統文化源流、當代文化構建三個層面，我們認爲：一、從《文子》記載及叔向徵引等材料看，老聃早於孔子，是《老子》作者。二、研究孔老問題，關鍵在重審中國傳統文化之源——如私家著作、巫史文化、軸心時代等事關對西周至春秋時期文化形態和分期認識的問題，而非考察其流——不管是説儒家主幹、道家主幹，還是説儒道互補或三教融合。三、當代文化建構的出路在回歸現實，不僅要有明確的現代價值追求，還要有反思的精神、包容的態度和交流的能力，應着眼於整個文化結構而非局限在精神思想層面或傳統文化内部，走社會科學化道路，研究社會人生的切要問題，在文化碰撞尤其是深層對話交流中建設一種新文化。

摘要： 1901年，因庚子之乱逃亡在外的慈禧回到了北京。此时的紫禁城已经被八国联军糟蹋得一片狼藉。修缮皇宫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国库已经拿不出银两。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慈禧表示这笔修缮费用包在他身上。回到天津，袁世凯约见了直隶众官员。然而，袁世凯却碰了一鼻子灰，众官员一致哭穷。

摘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望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历程，不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康有为   《大同书》   世界政府   世界公民  

摘要： 晚清以降,康有为所处时代的世界形势经历了从“一统之世”向“列国并争”之转变。但康有为关注的焦点并非“列国并争”这一意义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于传统中国在变局中将做出何种应变,以及人类又将拥有怎样的新“世界”。彼时康有为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与西方“世界主义”观照下的理想社会模型。关于这一模型,他在《大同书》中构建的“大同社会”世界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世界主义思想主要包含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四个维度。在道德世界主义层面,康有为超越了儒家“爱有差等”的局限,将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拓展到无种界、国界、类界之别的“全地之人”乃至“非人类生物”;并打破了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性结构形成的等级特权,将作为道德终极关怀单元的平等地位赋予世界上所有的人。在政治世界主义层面,康有为接受了西方关于世界国家的理念构想,并以三世进化论为蓝本,推导出国家政体形式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阶段的相应演变:“世界联盟”—“世界联邦”—“世界政府”。“世界政府”作为进化链条上的最高形态,康有为认为其构想本身是可欲的,人类对永久和平的追求是其可欲的本源。在经济世界主义层面,康有为不但注重“公辟”“公通”,在中央设立“辟部”来监督开山、通路等工程的实施,进而为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奠定设施基础。同时还赋予全球“公政府”统管职能,使其纵揽全球的工、农、商业并对其统一规划。在文化世界主义层面,康有为实现了传统的“天民”观与西方“世界公民”观的巧妙对接,并坚持多元论的文化世界主义理念,认可所有个体皆具有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的复合身份。 康有为“大同社会”的世界主义思想是激进与保守、理想与现实割裂的杂糅体;其在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逻辑理路并不自洽,甚而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由于康有为并没有处理好同一性与差异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元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导致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其内部呈现出尖锐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他对“全世界人尽为平等”的诉求与他对“同化人种”的观念相违;第二,他混淆了“世界国家”与“世界政府”的严格区别。前者并不强迫也不需要一个专权的单一行政体,其所支持的后者却面临着导向单一的同质共同体的巨大风险;第三,他虽注意到文化公民身份的多元纬度,但又主张统一全世界的语言文化,忽视不同国家之间语言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儒家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经由康有为的改造与重释,在“列国并争”的历史境遇下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转向囊括各民族国家在内的全球“世界大同”。民族国家由此逐步跨越国界,迈向人类共筑的世界舞台。这就对以“新天下主义”为底蕴的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汲取《大同书》中的世界主义思想精华,在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营造、尊重和维护所有个体的人权、培养世界公民及其认同感方面行稳致远。

摘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些宝贵经历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锻炼了毛泽东的革命斗争能力，对毛泽东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