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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性税收优惠   立法权   规制路径   税收法定   授权立法  

摘要： 税收优惠是将依据基准税制取得的税收利益部分或全部让与纳税人的课税要素,属于课税要素体系中税收特别措施的范畴。就法律性质而言,税收优惠是基准税制中的特别措施,其决定权属于税权的基本权能。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是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措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其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往往容易忽视其法律属性,导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失序。而过多过滥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导致区域间恶性竞争并对其他未享受税收优惠的纳税人造成不公平,不仅与法治经济相悖,而且不利于我国法治化建设。为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应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进行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是制定、修改、废止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力。目前,我国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模式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包括中央统一立法和地方自主立法。在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并概括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是其法治化的必然前景。针对实践中立法权存在的困境,文章从立法权设立的法定规制路径、立法权配置的授权规制路径、立法权实施的技术规制路径出发,对规范完善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提出建议意见。

摘要： 公众参与立法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立法公开,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的重要方面。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订后,内蒙古自治区七个设区的市被依法赋予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地方立法权,开始了地方立法的尝试和探索,在立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引入公众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通过调研、梳理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公众参与立法在体制机制、推进力度、参与度等方面较之前相比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客观来看,也存在着公众参与立法制度不完善、立法信息公开不充分、

关键词： 《县组织法》   地方自治   江苏   区公所   自治经费  

摘要： 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是孙中山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并颁行由《县组织法》及辅助性法规构成的地方自治法律体系，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依据和指南。江苏省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区，是施行地方自治最有力的省份。《县组织法》颁行前，江苏省推行融行政控制与地方自治于一体的市乡行政局制和村制，为建设地方自治组织奠定了基础。《县组织法》颁行后，江苏省制定详备的实施计划，采取多种举措，相继完成区、乡镇、闾邻各级地方自治组织的建设工作，形式上重塑了基层政治的组织形态。然而，受人才匮乏和经费困窘所限，各级自治组织运转成效不佳，各项自治事业无法运转，地方自治徒有其名。从实质上看，地方自治是国民党政权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其之所以难以达成预期目标，根源于简单僵化的公共规则与复杂多样的地方情形之间存在张力，制度设计脱离现实。总体而言，江苏省在《县组织法》框架下建设地方自治组织的历程，是践行孙中山政治理念的一次尝试，是考察和反思国民党政权国家建设成效的窗口。

关键词： 疫情防控   社区治理   行政管控   地方自治   社区文化  

摘要： 疫情冲击下,社区内部的快速传播使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相较之下,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整体蔓延的趋势。面对同样的危机,两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为何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疫情防控效果?背后折射了两国地方治理逻辑的何种差异?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防控以党委政府为中心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系,而美国城市基层社区高度依赖社团化的志愿服务分工体系。这是常规状态下中国基层社区的“行政主导”模式和美国基层社区“市民自治”模式的延伸。研究认为,上述治理机制的差异根植于两国政治文化的分殊。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形成的“礼治”思想型塑着基层社会秩序维护、权威服从的治理传统。从而,政府在治理事务中承担着关键角色,进而获取居民的信任和配合,形成了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以致于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相对良好的成效。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在独特建国史和早期殖民者带来的清教思想影响下,国民总体而言更侧重于个体自由,社区不仅取代了国家在现实工作中的秩序功能,并且同国家保持着充分距离,形成了市民自治的治理模式。由此,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居民更相信与自身关系更紧密的社区而非政府,这导致宏观上的防疫资源调配缺乏统一性,使得无法展开超越于社区层面的统一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模式不再局限于某一细微场域的“自治”。中美两国在常规治理模式下各有千秋,然而,对于突发性、大范围的治理难题,根植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人财物调配具有明显的动员力。这也正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他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政党政治   党群关系   农村党组织   机制与路径  

摘要：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是当今政治学学科范畴内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政党政治学研究,涉及到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是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大国,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全部战斗力的基础,肩负着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的重大任务。村级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关系到作为基层战斗堡垒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更直接关乎到社会的稳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稳固。新时期以来,农民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革。变革的背景之下,作为农村两个重要主体的村级党组织与村民随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党群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党组织内部功能的收缩、权威的弱化以及建设资源的不足使村级党组织难以应对现实状况的变化。一些地方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地位被逐渐边缘化,组织的权威也更是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农村群众自我意识的崛起和对于政治参与的冷漠态度,导致党群之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政治沟通,在单一的政治参与渠道之下,原有的政治沟通也失去其本身的效果。“找不到”、“不愿意找”、“找了也没用”成为一些地方村级党群联系的现状,党群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处理与解决,党组织将无法继续保持长期稳固的执政地位。本文以政党适应性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湖北省S村“家门口服务”功能型党支部建设的现实状况,通过对其建立与实施的过程性分析,并对其最终的实施效果进行梳理归纳,试图回答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湖北省S村如何通过“家门口服务”功能型党支部的调整与建设来解决新形势下农村党群关系疏离的问题,最后从政党适应性中的外部适应和内部调整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从“群众”与“政党”两方面理解优化党群关系的内部机制。S村在现实的党群关系优化过程中,“政党”与“群众”两个主体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合作互动关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各自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和谐党群关系的实践展开具有“回应、整合与塑造群众”以及“政党自我革新、重塑与提升”的双重逻辑,并进一步对推进村级和谐党群关系的路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设区的市   立法权限   立法法   地方立法  

摘要： 立法权是产生和变动法律规范的综合性权力体系。立法主体在行使立法权时并不是漫无边界的,相反要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行使立法权。立法权限的划分对于立法体制来说有着重要作用,立法体制的核心就是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立法的发展历经重建、探索和立法主体扩容三个阶段。设区的市作为地方立法主体,其立法权限的配置有着合理性基础。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还可以推动地方的试验性立法改革和探索。设区的市就实施性立法、地方性事务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三种类型制定地方性法规。实施性立法是执行上位法时所作细化和具体的规定。地方性事务立法是地方立法主体对地方局部的特殊问题而进行的调整。先行性立法与实施性立法不同,是在上位法出现空白情况下经过特定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的先行先试立法。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受“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的限制。设区的市立法事项中关于“等”的理解也会影响立法事项的范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事项范围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随着地方治理的精细化,立法权限范围的限制也不能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设区的市立法事项的限制也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存在的另一问题是省级与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存在重叠,这会挤压设区的市立法空间,造成重复立法的情形。此外还存在设区的市人大和市政府的立法权限界限不清,设区的市人大和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的问题。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规定可以扩大设区的市的立法事项范围。取消立法事项的限制后,在立法事项上设置原则性条款,以维护法制统一。加强设区的市与原较大的市的衔接。厘清设区的市与相关主体的权限划分,由设区的市人大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设区的市立法监督机制。通过这些途径让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配置更加合理,助力于地方立法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设区的市   立法权限   地方立法   权限界分  

摘要： 2015年《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及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对该立法权的明确,均是对我国地方立法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力要行驶在规范科学的轨道上,这就要求首先其权限范围应该是明确的。然而驻足于设区的市当前立法权力行使状况与自主治理实践,暴露出自身权力边界的不甚明晰给地方立法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立法抵触、重复立法等失衡现象频现。此外,立法实践面临民主性不足、兼容性缺如等隐忧。为厘清与规范设区的市立法权力行使边界,文章在把握地方立法权限界分理论与逻辑的基础上,主要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进行双重维度的剖析与解读。纵横两条路径交汇,完善“地方治理法治化”之目标。具体而言,首先梳理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这一历史发展脉络,明晰设区的市立法权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及权限界分的必要性。其次,总述“职责同构”背景下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界分面临的挑战以及内部权限界分不明的表现及隐患,引而申之,分别以外部界定和内部不同主体权限界分作为观察进路具体展开。通过深入规范背后挖掘设区的市与中央和所属省级之间及其内部立法权限界分的法理与理论基础,辅以地方立法实践观察,以透彻分析现有界分方式及规定可待完善之处。最后,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及立法体制,在把握设区的市不同层面权限界分所遵循的不同原则与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规范、机制三个视角提出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界分的总体思路。主要包括以“立法抵触”构成要件理论把握与中央保持界限的标准,通过确定设区的市在重叠权限内的优先事项以高效合理发挥省市各自立法优势,新形势下强调人大主导立法原则的贯彻以及正确认识设区的市人大一般立法权,在立法协调角度下适当划分市级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调整范围等。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   功能定位   社会治理  

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依然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彰显制度优势。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对于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故此，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应然优势”转化为“实然效能”，需要发挥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但由于政党制度吸纳、整合、执行能力未能完全实现聚合发力，致使在治理实践中其优势未能充分实现转化。因此，从系统性角度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聚焦“三力合一”，对于继续完善好发展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必要性。　　此次研究围绕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展开。首先，系统地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现状，并且围绕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理论逻辑展开论述，为本次研究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其次，系统性分析新型政党制度“三力”功能，准确把握功能定位，深刻解析“三力”功能的基本内涵，凸显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再次，由于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致使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运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治理实践效能。鉴于此，全面分析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便于在变局中把握机遇，在发展中应对挑战，在创新中完善制度。最后，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吸纳力、整合力和执行力于一体的实践效能，便于整体性把握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定制度自信。　　整体而言，以“三力合一”为核心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功能，是准确把握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切入点，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研究需要，是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奥妙所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实践表明，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中运行，坚持实现“三力合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为解决世界政党政治难题、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清末新政   地方自治   绅士阶层  

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为始,清末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政治体系濒临崩溃,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动新政和地方自治,山东省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开始进行新政改革和办理地方自治。面临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以“绅治”为代表的传统治理体系开始瓦解,山东地区庞大的绅士阶层面临着权力解体和身份转型的困境。而对社会变革期某一社会阶层的身份转型进行研究,往往可以发现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反应机制,对新政中广泛参与地方自治的山东绅士进行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进而从绅士群体的角度反窥社会变革的进程。因此,本文试图以山东地区的绅士阶层为观察对象,以新政的开展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作为观察的场域,以求能分析这一时期山东绅士阶层这一“精英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对本文研究的绅士群体进行了拆分,将其分为“绅士”和“绅商”两个部分,以便在之后的论证中进行不同角度的论述。“绅士”阶层是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功名”作为自身知识权威的来源,借助于科举制度和封建行政体系在地方社会治理中获取自己的社会权威。“绅商”阶层则是自晚明以来在“绅商互通”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群体,他们产生自“绅士”阶层,但是却属于“商人”这一群体,是有着绅士政治传统的新型商人。而新政及地方自治推行后,由于传统绅士阶层迫切需要身份转型,一部分绅士转而从商进入绅商群体,借助商会等组织在山东的新政和地方自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山东地区绅士身份转型的历史背景。主要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山东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科举废除对山东绅士阶层的致命影响。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深刻的改变了绅士阶层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结构,乡村经济逐渐破产,新的手工业产业发展迅速,乡村经济结构逐渐开放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乡里关系,再加上晚清山东地区匪患频繁,地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绅士阶层的作为环境趋于恶化,难以在传统的治理制度中发挥作用,这是促使绅士阶层身份转型的重要原因。而新政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绅士阶层的身份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选择,地方自治机构的建立为传统绅士阶层介入国家权力,维持社会权力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传统“绅士”阶层通过学堂、自治实现身份转型的问题。绅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群体,他们在传统社会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特权。然而变动的社会环境导致了有着庞大基数山东绅士阶层面临着谋求出路的困境。他们一部分进入新政开办的地方自治机构,成为国家公权力的一部分,一部分转向了教育、军事和商业领域,以期保持自身参与基层治理的传统权力。在身份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绅权的扩张和绅士阶层的萎缩,绅士阶层的人口也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这些有着长期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基层精英进入市镇,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第四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绅士阶层借由转变为“绅商”阶层的内部身份转型进而实现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完成身份转型的问题,在分析了“绅商互通”过程中绅商阶层的产生之后,主要以山东的商会组织,特别是济南商会为例证,分析了绅商群体以商会为平台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作用。第五部分则主要对山东地区绅士阶层的身份转型进行一个整体的特点和影响的分析。这一时期的绅士身份转型,反映出了其内在绅权的解体和重构,也反映出山东绅士身份转型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绅士身份转型的组织化趋势和积极性。另外,这一时期的绅士阶层,虽然业已经历了身份转型,但是并未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特征的新群体,他们既带有传统绅士阶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又有着新型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一个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群体。这一时段的绅士身份转型,是传统绅士从依赖封建政治经济体系的传统治理体系中脱离出来,进入新的民主共和政体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传统治理体系的解体和绅民关系的疏离,新的绅士群体也向更加专业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同时,大批有着丰富基层治理经验的精英绅士进入新政各领域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也为早期山东新政和地方自治的开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政党外交  

摘要： 在2012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不同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在此之后的多个重要场合,习总书记对此概念进行了更加频繁的提及和更加细致的内涵论述。在2017年联合国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中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证明了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进入世界主流价值观范围,其建立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的新安全观,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所认可。特别是在当今疫情爆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不仅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并同世界多国及国际组织举行了关于新冠疫情防控交流意见经验的视频和电话会议,应需要帮助的国家邀请向其派出医疗专家和互助组,分享疫情防控的治理经验和疾病的诊疗方案等。这些努力都证明了我国以实际行动践履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诺的决心。然而理念的落地离不开主体实践,在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构成中,政党外交的功能作用已经越发瞩目。百年建设征程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拥有丰厚实力和理念自信的大党,可以积极独立的开展更加高层次、高质量的工作。并且在长期政党对外工作的开展中,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所独具的“交朋友”式的灵活外交形式,“放长线”式的目标规划及预防式外交的优势特点,使其弥补了其他外交方式的不足,成为中国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坚实支撑,也构成新时代大国外交战略中值得探究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渠道。所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更加重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建设,政党外交战略途径研究,要在实践活动中能够灵活采用政党外交路径,进一步发挥和展现政党外交独特的功能作用。在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做好国家关系的“联络员”,下好国家关系的“先手棋”。在“一带一路”项目开展、搭建项目落地平台进程中利用政党渠道“让沟通先行”“让理解先飞”。在国家总体对外工作开展中,要突破以往单一化、平面式、主要以政府外交形式开展活动的模式,在新时代抓住新形势与新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形成全方位,宽领域,渠道多和层次深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并在观念、制度和组织层面实现创新发展,完善政党外交路径,使其能够配合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筑牢中国大国外交新格局,也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发展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