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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邦制   族群冲突   埃塞俄比亚   族群国家  

摘要： 埃塞俄比亚帝国长期处于绝对的封建君主制的统治下,直到1991年推翻军政权建立联邦制国家后,族群就被作为国家组织和动员的工具,以此来管理埃塞俄比亚境内复杂的族群冲突。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探究了族群联邦制对埃塞俄比亚,特别是索马里州和贝尼山谷尔-古穆兹州的族群冲突的影响。本文还考察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及其革命民主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如何导致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变化。本文除了绪论,分为五个部分阐述。第一部分论述了埃塞俄比亚从现代帝国到多族群国家的历史和思想基础,特别讨论了影响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制意识形态的两个历史因素——19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扩张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马列主义对埃塞俄比亚政治的影响。由于埃革阵无处不在的作用,以及多党民主和联邦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埃塞俄比亚的族群联邦制显然不是在民主的框架下运作的,这对族群联邦作为一个平衡国家统一和多样性的可持续体系的能力有不利影响。第二部分指出了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的实践是基于权力分享的理念,其中,不对称的联邦安排、联邦行政部门对地方事务的直接干预、联邦院的作用以及以埃革阵的为主导的政党关系作为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的制度特征影响着国内特别是研究区域的族群冲突。这一部分还概述了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的一些类型,并着重介绍了身份冲突、联邦内部边界冲突、区域内冲突以及名义族群和非名义族群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则是介绍了两个研究区域——索马里州和贝尼山谷尔-古穆兹州的背景,这两个地区在国家政治经济中都处于边缘性,因此这两个地区在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尽管索马里州和贝尼山古尔-古穆兹州地区相似,但在族群构成和合并历史方面表现出许多差异。索马里州是该国族群最单一的地区之一,而贝尼山古尔-古穆兹州则是一个由几个少数民族组成的自治州,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第四部分研究了联邦重组对新成立的索马里州部族内部和部族之间关系的影响。通过在地方和地区以及提供政治任命、公务员职位、财政预算和其他资源而进行的联邦重组,推动了索马里州部族内部和部族之间的争斗,这些争斗往往导致暴力。在族群区域化之后,占主导地位的欧加登部族和非欧加登部族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似乎减少了索马里分裂势力对联邦政府的可能威胁,然而,这些部族间的冲突通常是暴力和局部的。第五部分探讨了族群联邦制如何影响贝尼山谷尔-古穆兹州族群间关系的重新谈判。在贝尼山古尔-古穆兹州,名义族群的伯莎族和古穆兹族围绕政治代表权和自治需求的议题点燃了族群冲突的内部纷争。其次,由于1991年后的联邦实践,不仅将非名义族群转变为新的少数民族,而且还推动了他们与名义族群的政治阶层之间的对抗。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   立法权行使  

摘要： 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明确赋予各设区的市立法权,使地方的立法权主体由原先较大的市扩大为设区的市,使设区的市成为一个独立的立法层级。此次对《立法法》的修改不仅对原来立法体制的不足进行了弥补,也进一步推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化进程。自《立法法》修改至今,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已经六年多,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批富有创造性且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性法规。然而由于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并非所有设区的市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还存在相当一大部分设区的市仍处于摸索阶段,它们在立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普遍相似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设区的市（州）六年来的立法实践情况为例,管中窥豹,分析我国设区的市（州）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使各设区的市更好地行使地方立法权。本文在全面梳理甘肃省设区的市（州）地方立法现状基础之上,系统分析甘肃省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根源问题。笔者从立法主体、立法内容、立法过程、立法监督四个角度来分析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给出相应的破解措施:首先,在立法主体方面,分别从加强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公众参与立法、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其次,在立法内容方面,要遵循“不抵触”原则、立法体现地方特色;再次,在立法过程方面,要从立项、起草、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各阶段完善立法程序;最后,在立法监督制度层面,要从审查批准和备案审查两方面去完善。通过提出这四项破解措施来推动设区的市立法权运行更加顺畅,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 自贸港   海南经济特区   立法权   完善方法  

摘要：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设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这是海南发展的根本支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特区立法权优势巨大,凸显出经济特区的"特殊性",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扫除制度障碍,激发经济活力。同时特区立法权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能够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优势,经济特区可以先行立法,也可以变通立法,这些都能让经济特区拥有超前试验的权力,填补我国立法上的空缺,推动立法创新。本文立足于自贸港建设的背景,提出海南经济特区立法权运行中存在的不足,探索其完善方法。

关键词： a民族区域自治j史料  

ISBN: (纸本)9787101154993

关键词： 立法权   人民主权   地方性法规   人大主导立法  

摘要： 立法权下移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立法权发展情况的客观总结,展现立法权行使主体层级自上至下的变动情况。其中,不仅内含中央与地方纵向立法权的配置,更是立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缩影。本文尝试从历史梳理、理论探讨、实践考察三个角度出发,探寻立法权下移的发展情况、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为立法权下移的合理运行提出可行性建议。首先,立法权下移的历史考察,对立法权下移过程进行简述。基于对《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条文制定和修改情况的梳理,总结出立法权历经从国家立法权-省级地方立法权-较大的市立法权-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三次下移。其次,立法权下移的理论探讨,找寻立法权下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不仅关注基础理论层面立法权下移的发生根据,认识到现代立法权以民主和分权为直接理论基础、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辅助原则为基本原则,立法权下移是实现人民主权、确保地方自治、落实群体利益的有力举措;还借助域外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纵向立法权的配置模式,观察立法权下移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合理划分。再次,立法权下移的实践考察,对立法权下移后的地方立法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一方面,对立法权下移的外部结果进行考察,通过收集、整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数量、地域分布、涉及领域及文本内容等情况并进行分析,力求依托客观的实证数据充分展现立法权下移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对立法权下移后地方立法主体内部的体制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考察,汇集地方立法主体基本立法制度、组织机构制度、具体工作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的建设情况,观察地方立法主体体制机制与立法权下移的适配程度。最后,立法权下移的合理运行,提出对当下以及未来立法权下移的可行性建议。尽管立法权下移有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并借由积极的地方立法实践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大量的规范依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立法权下移仍需在坚决维护法制统一底线、清晰厘定权力行使边界、强化人大主导立法并推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基础上合理运行,以深化当前立法权下移的实际效能、奠定立法权进一步下移的基础。

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   运用条件   启动程序   操作规则  

摘要： 普通法官有权运用合宪性解释。合宪性解释包含宪法解释,宪法文本给普通法官的宪法解释权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空间,根据司法运行规律,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处在一种必然的现实授权状态。宪法文本没有明确排除法官的合宪性审查权,在应然意义上,“弱司法审查”模式能够容纳普通法官在个案中的合宪性审查权。合宪性解释切合刑法的理念,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得出的结果能够得到控制和救济。在解释实践中,刑法向宪法的求援确实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容纳合宪性解释,但不能覆盖合宪性解释的功能。由此,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具备正当性。在性质上,合宪性解释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解释方法,兼具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特质。为了防止合宪性解释被滥用,法官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首先,法官需要判断刑事案件的基础关系是否具有公共性,只有基础关系关涉到公权力和公共利益,才能运用合宪性解释。其次,对于那些满足基础关系的刑事案件,如果涉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存在违法性认定层面的冲突,抑或刑法条文不明确,抑或刑法条文存在多种解释方案,那么法官便可以在该刑事案件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在满足运用条件之后,法官可以主动运用合宪性解释,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要求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方式是:在裁判说理的环节依据宪法对刑法条文的内涵进行论证,而不必将宪法条款直接作为最终裁判结果中的法律依据。当事人申请运用合宪性解释时,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在答辩状中阐明己方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并明确提请法官对存在争议的刑法条文进行回应。法官在具体运用合宪性解释时,应当受到操作规则的约束。首先,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适用的属性,运用合宪性解释应当遵循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其次,与其他的刑法解释方法相比,合宪性解释具有特殊性。在刑事裁判中,合宪性解释既可以在体系解释中出场,又可以在目的解释中出场。作为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中的特殊方式,合宪性解释需要遵守特殊的规则。最后,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必须以个案为基本立场,贯彻比例原则,将法益受侵害的程度、公民权利的实现状态作为衡量因素。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结构   功能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完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论断的全面提出,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新型政党制度更能明晰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揭示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结构是实现功能的依托,所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亦是如此,厘清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结构类型、基本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整体上认识政党制度,即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政党制度,这也有利于不同政党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进而在比较中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与功能上的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领导、合作以及商量为关键要素,指向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由核心构成主体中国共产党、重要构成主体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各主体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地位上是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关系,双方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政权关系。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民主党派联系社会,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政治参与要求扩大、利益分化加剧、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政治参与功能实现了有序性与积极性、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利益表达功能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整合功能有机整合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和利益关系;民主监督功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实现共同进步;维护稳定功能的发挥既依托强大政党的领导、又离不开多党合作的促进。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基础,政党与政权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前提,政党与社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保障。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可以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探析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对参政党提出了“四新”“三好”的要求,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政党与政党关系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其具有和谐的特点,新时代要促进政党与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新时代要完善制度体系,优化配置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宪法实施   宪法与基本法   合宪性解释   港澳法院   复合式宪制结构  

摘要： 一部宪法在三个法域中实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问题，因此对宪法司法性实施图景的描绘不应缺乏对港澳相关实践的探索。通过对有关判决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港澳法院也存在实施宪法的需要，但目前港澳法院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宪法实施方式、与国家权力机关互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面对港澳复合式宪制结构带来的困境，需要厘清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事实条件与规范条件，只有案件涉及中央事权或央地关系要素，才存在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必要。此外，合宪性解释是港澳法院实施宪法的最优方式，具体路径可按识别解释对象类型、建立解释对象与解释依据之间的关系和选择解释规则三步展开。

关键词： 监察   监察立法   立法权  

摘要：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决定,监察法规制定权不仅成为监察法领域的议题,也成为宪法学、立法学、党内法规学的研究课题。由于监察法规制定权涉及立法体制的变动,因此,引申出对监察规章制定权、监察解释权的讨论,进而开启了立法学界关于监察立法权的研究。本文将围绕监察立法权这一核心命题,从其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域外考察和体系构建五个方面,着重探讨什么是监察立法权、是否存在监察立法权、为何需要监察立法权以及如何构建该权力的内部体系这四个问题。本文除导言与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监察立法权概述,对监察立法权的概念、价值取向和行使原则进行论述。本文对监察立法权的概念采狭义说,即监察立法权是指监察机关制定、认可、变动相关法规范的权力。根据监察立法权的定义分析,其性质特征可归纳为复合性、合法性、民主性、辅助性、从属性、相对独立性。监察立法权的价值取向包括维护法治统一、强化权力监督、促进人权保障、平衡监察工作的双重属性等。在定义和定性的基础上,结合监察立法权的价值取向,可推导出监察立法权的行使原则包括法律优越、法律保留、程序正当、调查研究。第二章监察立法权的理论基础。对理论基础的探讨包含两重目的:一是借助立法理论对监察立法权的创设加以论证。我国立法权配置和立法体制的多元化,为监察立法权的创设留有空间。行政立法权的先例则为监察立法权与立法体制的衔接提供模板。在权力的规范依据上,监察立法权的创设应遵循《立法法》和《宪法》的双重确认。二是通过监察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分析,对赋予监察立法权的必要性进行说明。监察权的运行须遵循依法监察原理,赋予监察立法权则是在依法监察背景下,补充监察制度供给、规制监察权行使的必要手段。另外,监察权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而监察权的运行和监察立法权之间关联密切。因此,赋予监察立法权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监察立法权的历史演进。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肇始于先秦,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经过数千年积累,封建制度下的监察立法在明清达到极致,并逐渐走向异化。清朝的监察机关开始行使规范制定权,源于清朝下放给中央部院的则例制定权。近代以后,监察机关制定规范成为常态,尤以民国时期监察院的规范制定权为代表。新中国的监察制度历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行政监察体制,又随着监察体制改革进行全面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监察立法逐步走向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并最终形成监察立法权。总结监察立法权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为何需要监察立法权以及如何行使监察立法权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监察立法权配置的域外考察。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对其监察体制、监察职权与监察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在每种监察体制形态下,监察立法权的配置状况相去甚远。监察职权的不同,监察立法权的配置亦有所区别。我国的监察体制和监察职权配置是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模式,这种模式加大了对监察立法的需求,这也是赋予监察立法权的重要理由。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察立法经验,对我们调整监察立法理念、规范立法权限、提升立法技术有借鉴作用。第五章监察立法权的体系构建。监察立法权体系由三项权力构成,即当下已经存在的监察法规制定权与未来可能赋予的监察规章制定权、监察解释权。其一,根据规范分析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权限范围。在立法制度的衔接上,明确其位阶,并把握关键制度节点,规范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行使程序、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其二,理清关于监察规章制定权的理论分歧,焦点包括应不应当赋权、赋权层级和权限范围。要澄清以上分歧,关键是梳理其制度逻辑,得出有限制地赋予监察规章制定权的结论,并规范该权力的行使。其三,监察解释权的问题原点是监察机关行使解释权的现实需要,该权力属于法律规范解释权。在对法律规范解释权进行历史考察、类型划分和作用阐释的基础上,明晰监察解释权在我国的应用前景,进而构建其运行制度。

关键词： 地方性法规   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   双重权力界限   补充性创设权   补充性规定权  

摘要： 围绕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产生的最激烈的争论是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权限有多大。学界多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界限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的规定,无法通过文义解释等方法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范畴。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该条款具有“补充性创设权+补充性规定权”双重权力属性,即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双重权力界限这一分析框架。立法权的属性、立法权的对象、立法权的类型、立法权的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制约是分析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界限和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界限的四个并列维度。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属性是法律漏洞,以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时不得就法律责任的空白等假漏洞进行补充设定,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规范的漏洞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根据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有关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这一学说,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对象是法律后果。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受到立法理由说明制度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需要遵循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的约束。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属性也是填补法律漏洞权。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对象是法律构成要件,包括法律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和有责性,但是禁止地方性法规否弃和改变及补充设定法律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主要分为补充规定同性质同种类的行政违法行为类、补充规定行政处罚构成要件要素类,每一种类型的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都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要受到不抵触原则的约束,判断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是否违反上位法的关键是判断地方性法规和上位法就行政处罚规范是否针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行政处罚规则和原则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