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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列宁   民族自决权   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化  

摘要： 当前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分裂主义势力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已经产生沉重的教训,造成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事件频发、难民问题日益增多等。同时,国外反华势力试图通过挑起中国的民族矛盾来达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目的,他们一方面鼓动中国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在舆论上也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攻击。这促使学界对民族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自决权、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比如,民族自决权等同于民族“分离权”吗?民族文化自治能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吗?民族区域自治是否过时了?事实上,正是对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不正确认识及不当运用才引发了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经典文献论证民族自决权、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适用的特定背景与条件,进一步厘清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涵及其中国化进程,以正视听。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以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第一部分梳理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涵及其主要观点,还原其产生的特定条件和背景,分析了该理论的发展进程;第二部分论述了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实践探索,积极寻求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方式,对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确立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来践行民族自决权理论;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认识,分析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阐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学习、理解和阐释;第四部分主要论证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经历了由主张“民族自决”到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艰辛探索。第五部分总结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启示。综上,通过对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我们有力驳斥了民族分裂势力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曲解和误读;同时,要警惕民族文化自治的自由化倾向,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继续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

关键词： 双重立法权   自治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   协调  

摘要： 新《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以及自治州地方立法权,自治州自此形成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性立法权并行的双重立法权结构。两种立法权本质上都是我国央地关系下中央与地方“分工”而非“分权”的产物,但又表现出区别于对方的特有属性。自治立法权以其自治性和民族性、创制性,促进自治州内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地方立法权以其普遍性、谨慎性、从属性,满足自治州作为一般地方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求。当前自治州对两类立法权的行使存在问题,主要症结在于两者立法事项在理论上划分不明,导致了权力的行使混乱。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三大类立法事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掺杂了民族元素后,就难免与自治立法权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项产生重叠,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二者的关系实难厘清。理论划分不明导致两种权力的选择行使现状面临争议,现行立法中产生了究竟是自治立法还是地方性立法定性不明的争议。鉴于传统的划分思路未见成效,不如另寻途径,以具体立法事项为导向,尽量全面的区分出仅能属于自治立法权和仅能属于地方立法权的立法事项,那些实在难以区分的事项,则交给立法主体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只要立法目的不发生偏移,便是成功的立法,不必因为过于纠结事项的划分而影响立法的效率。在这种界分框架下,对于目前已经出台的存在争议的立法,应当分情况进行讨论,加以修正或等时机成熟再重新立法,不必全部废改,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合理行使两种立法权才是目的所在。最后,自治州的两种立法权力都存在成长空间,自治立法权应着力将“变通规定”加以合理适用;地方立法权则应加强创新性,避免一味地重复上位法,同时也要注重立法的实用性,提高立法质量。自治州双重立法权的合理行使,关乎自治州的法治建设,关乎自治州的发展与繁荣,应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加以重视。

关键词： 国家认同   分离主义   地方自治   巴布亚问题   亚齐问题  

摘要： 历史经验证明,地方自治在缓和国家内部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治理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作用显著。然而,在印度尼西亚试图利用地方自治治理“亚齐问题”和“巴布亚问题”过程中,同样的治理路径却产生了不同效果。为什么地方自治能够成功治理“亚齐问题”但却无法成功治理“巴布亚问题”呢?本文尝试对这一反常现象进行分析。通过对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和亚齐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历程的梳理,以及印尼政府在治理巴布亚问题和亚齐问题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的分析,本文认为,“巴布亚问题”无法成功复制“亚齐问题”治理路径的原因在于二者的情况大为不同,故而亚齐的治理路径无法适用于巴布亚。本文认为:分离族群对印尼的政治态度（即是否摒弃从印尼独立出去的政治诉求,承认印度尼西亚的母国地位）以及自身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决定了印尼政府在治理路径和方案上的选择,也最终影响了分离主义问题的治理成效。亚齐分离主义做到了以上二点,因此同印尼政府达成了彼此认可的自治方案,亚齐问题得以良好解决。反观巴布亚,巴布亚分离组织强硬派始终无法摒弃从印尼独立出去的政治诉求。而这又是印尼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的政治前提。此外,受印尼历任政府“恩威并施”策略的影响,巴布亚分离组织分化为立场极为对立的强硬派和温和派,致使巴布亚分离组织的政治力量难以整合。巴布亚在政治态度和政治力量整合这两点上都没有做到,如果印尼政府在这种情况给予巴布亚过度的政治权力和自由,那么势必会给巴布亚分离主义势力中的强硬派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此外,即便印尼政府在巴布亚地区实行地方自治,那么坚持希望巴布亚从印尼独立出去的分离主义势力也会破坏巴布亚地方自治的良好运行。基于以上两点,印尼政府不可能在巴布亚地区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印尼政府治理亚齐和巴布亚的案例对我国治理国内分离主义问题上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监察法规   立法权   立法内容   权力行使  

摘要：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后,监察法规成为正式成为我国法律渊源的一部分。由《决定》赋权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因素之上,但同时也面临着授权形式与授权内容的质疑,存在着正当性上的诘难。在《宪法》和《立法法》中将监察法规制定权纳入我国立法体制是弥补此种正当性缺陷的必要路径。在宏观上,考察我国一元多层立法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从中窥见我国国家立法体制生成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路。在《宪法》授权的前提下,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功能主义权力配置原则获得了制定监察法规的权力,构成了监察法规制定权配置的正当性来源。同时功能主义也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应基于自身的合署办公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活动方式等结构特性不断完善;在中观上,应厘清监察法规的边界,恰当安排监察法规的内容。在规范内容层面,构建由监察组织法规、监察实体法规、监察程序法规组成的监察法规基本体系。在立法权限方面,明确监察法规的执行性、创制性、授权性立法模式与适用范围。同时,监察解释仍具备存在的积极意义,其作为对立法功能之弥补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微观上,监察法规制定权之行使不仅需要遵循一般的立法原则如依宪立法、法律保留原则,也应符合由其自身性质与特征衍生出的相应法律原则如纪检监察贯通原则。在具体制定程序上,类比《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在具体过程中加入监察法规制定的个性因素考量,逐步构建规范化、体系化的监察法规制定程序规范。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构建包括党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社会监督等在内的完善的监督审查机制对于规范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行使、保障监察法规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2021年政治学的热门话题。不仅在于中国要站在政治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且在于中国要贡献出新型的民主样式。中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差异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碰撞最为激烈的两个国家。其中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国家结构形式的角度来阐释。民主是人民意志表达与利益满足的一种制度安排。民主是在一个国家空间里实现的。民主内容由国家性质决定,民主形式受制于国家结构形式。

关键词： 台湾   统派政党   结构   功能  

摘要： 台湾统派政党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大陆重要的同盟军,是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祖国统一进入进行时的大背景下,大陆方面主动而为,却遭到台湾当局的抗拒阻挠,台湾统派政党作为大陆对台政策在台湾的重要政治着力点,也作为两岸间重要的桥梁和媒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历史任务和政治功能,因此有必要对台湾统派政党进行重新审视并将其纳入到新的研究视野中,这一探索不仅为台湾统派政党摆脱自身发展的困境找寻方向,而且更是为其在国家统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有益思考。本文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台湾统派政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角色、政治结构、政治功能和政治文化。从政治角色上来看,本文基于研究指向性的需要,主要聚焦于台湾统派政党的外部角色选择,认为台湾统派政党在岛内日益成为反“独”促统的中坚力量,同时又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纽带;从政治结构上来看,台湾统派政党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即政党组织层面、台湾政治体系层面和中国政治体系层面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结构形态:台湾统派政党在组织结构层面形成了柔性与刚性结合、以选举为中心、双重组织形态的多种政党组织模式,在台湾政治体系层面形成了政党间的弱连结、政党与其他团体间的共生模式、代偿模式、借壳模式、串联模式等,在中国政治体系层面的文化、政党和社会交往结构模式;从政治功能上来看,台湾统派政党在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层次中分别发挥其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政策输出及反馈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从政治文化上来看,台湾统派政党具有“大中华观”的民族意识、“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统保台”的本土性理念以及“一国两制”的政策认同,以上特征也为其政党发展定下了基调。台湾统派政党在政治角色、政治结构、政治功能和政治文化上呈现以上特征的同时,也同时暴露出其政党发展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在政治角色上,台湾统派政党出现角色混淆和空间偏移、角色纠结及整合障碍、群体想像和资源流失等问题;在政治结构上,则呈现出政党组织层面的结构松散、动员能力大打折扣,组织间结构互嵌严重、界限分化不明晰,两岸交流中政党组织特征淡化、常态型结构缺失;在政治功能上,台湾统派政党表现出统一功能的输出缺乏完整性、系统性效果大打折扣,并在“有限”功能发挥上还呈现比较严重的路径依赖;在政治文化上,台湾统派政党在“再中国化”的认知失调,“乡土认同”上遭遇情感动员短板,“统一”理念的价值评价紊乱,台湾统派政党文化显然还不足以演变为统派政党对抗蓝绿夹击、内聚党内力量以及动员岛内民众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使统派政党反“独”促统的效能大打折扣。根据结构功能主义对台湾统派政党现状及困境的分析,本文认为环境要素通过对台湾统派政党的相关输入,在与由其形塑的政治文化这一转换链条的共同加持下,形构了当前台湾统派政党的现状及困境。台湾政治体系作为影响台湾统派政党的主要环境因素,不仅表现在台湾政治文化中的统“独”意识的分化继而呈现出的“独”的意识的扩散,成为台湾统派政党文化发展的最大阻碍,而且更表现为台湾统派政党这一次体系的发展试图打破当前台湾政治体系“平衡”的这种内生性矛盾之间的无法调和,使得台湾统派政党在台湾政治体系下的发展形成悖论怪圈也就不足为奇。基于以上的逻辑,外在环境通过政治文化的转化也能对政治体系产生正面的作用。就台湾统派政党所处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大陆政治次体系环境产生新的变化的情况下,环境要素势必也对台湾统派政党提出新的要求和支持。所以台湾统派政党应该从政治文化革新入手,相应地进行角色和结构的调整,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台湾统派政党要从文化层面破解各种迷思,构建新的理念论述,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更要从社会基础、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整,以服务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需要,这样才是做出的符合当前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制度   单一制   累进税率   比例税率  

摘要：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税收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常常是对经济社会开展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甚至免税的方式可以缩小国家的贫富差距水平,降低社会冲突风险,缓和社会矛盾。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处于经济转型期,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常常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本文对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希望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发挥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个人所得税税收规则而言,以下规则值得相互借鉴:哈萨克斯坦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可以借鉴中国费用扣除制度。比较哈国重点采用定额扣除的方法,中国采用定额扣除与比率计税相结合方式的做法更加人性化,更有利于实行税收目的、体现税收纵向公平;二是可以借鉴所得税优惠制度,包括临时免税、减税等。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借鉴哈萨克斯坦综合税制模式。综合税制模式更符合负担能力的原则,体现纵向公平要求,是世界各国税制发展的潮流。在税收征管方面,可以借鉴哈萨克斯坦的家庭为单位申报的方式,因为家庭作为申报单位不仅有利于反映一个家庭的负担,更全面和准确,按照综合纳税能力确定家庭的应纳税额,也更加能够反映家庭制度与税收制度的一致性,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此外,应当加强税收公开原则,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民族自决   民族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  

摘要：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但在这一时期民族自治并未成熟，既未形成完整的民族政策理论体系，也未完全放弃民族自决，存在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并存的现象。民族自治最早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实践并取得成功，最终以法律的方式正式提出，在抗战时期得到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高度的重视民族关系、关心民族问题，抗战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之路，为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这对建设和巩固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一國兩制”   中央全面管治權   合憲性解釋   基本法解釋權   Administrative region  

摘要： 本文從法律解釋的基本原理入手，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研究和分析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基本法解釋權的特點。通過挖掘基本法解釋權制度立法原意，借鑒歐洲法院先決裁判制度的合理成分以及英國立法權和司法權的互動機制，檢視和分析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釋權遇到的實踐問題，從而得出完善基本法解釋條款運行機制的有關建議。本文認為，香港基本法不僅是一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基本法律，而且具有維護“一國兩制”方針“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意義，不能動輒修改基本法。應通過完善基本法解釋方法、改進基本法解釋程序、完善有關制度機制，來完善基本法解釋權條款。同時，應啟動和用好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制度的法定作用，確保基本法解釋權條款良性運行。

关键词： 立法权限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立法能力  

摘要： 自2015年我国设区的市首次被正式赋予地方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工作稳步推进,促进了地方的法治化治理。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回应时代需求,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地方立法权利主体的扩容,为市域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以立法引导地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立法的引领与促进作用,推进了法治化国家建设。然而,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过程中存在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的情况,立法内容也存在立法重复、立法雷同和地方特色萎缩等缺乏创新、立法质量低下的情况,其根源在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法律界定的模糊,增加了立法的难度。首先,通过研讨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基本理论,立足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历史发展,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相关理论出发,包括功能性立法理论、外部性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分析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分配与协调,梳理《宪法》《立法法》等宪法与行政法领域关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法律规定,阐释地方立法权限的具体内容。其次,分析当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运行现状,指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相关法律规定界定模糊,存在三类立法事项与“等”字存在争议与不确定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运行中也存在滥用地方立法权越权立法、设区的市与省人大的立法权限存在重叠以及设区的市与原来的较大的市的立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最后,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供破解新时代新形势下立法困境的路径选择。明确规范界定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提高立法能力,坚持科学立法、依法立法与民主立法。加强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监督,完善立法批准制度与备案审查制度。通过划分事务的影响范围与外部性程度、引入立法辅助原则以及建立健全立法协商机制等方式,明确界定设区的市人大与省人大在相同领域的立法权限。实现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与原较大的市立法权限的有效衔接,保证新时代背景下的地方立法工作发挥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