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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单一制   国家结构形式   民主结构形式  

摘要： 国家结构形式是决定民主形式的重要因素。中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其特点是整体大于部分，地方服从中央。中国的民主通过这一结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获得中国民主的特性。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党的性质决定了在党的领导和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和完善，推动全体人民民主的健全和完善。在单一制中国，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政治沟通机制构成的上下纵向结构体系。在纵向层级之下，存在着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基层领域，形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群团组织制度、社会组织制度构成的左右横向结构体系。人民民主通过这一结构形式体现出来。尽管社会主义民主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基本的架构已搭建起来，并为世界提供中国式民主样本。

关键词： 法律   合宪性审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合宪性解释   宪法解释  

摘要： “合宪性审查”概念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首次出现，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宪法审查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也自此结束了学界关于宪法审查制度的名称争论，合宪性审查正式成为我国宪法监督的核心制度。2017年开始实行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度以及2018年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举措，都表明了国家对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重视，象征着合宪性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但是合宪性审查制度实施至今，仍有很多重大问题亟需解决，其中就包括法律应否纳入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范围问题。目前学界对该问题争议很大，立法对此也规定模糊。众所周知，法律是世界各国开展宪法审查的重要对象，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是否需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是个必须要明确，且影响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国家公权力运作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合宪性审查的概念界定。自2017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以后，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就迎来了新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构建也提上了日程。我国构建的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非司法性、事先与事后审查相结合、主动与被动审查相结合的特点。合宪性审查作为纠正立法行为违宪性的专门制度，其与备案审查、宪法监督、合宪性控制在概念界定上存在本质不同。　　第二部分，法律作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理论证成。赞成将法律纳入审查范围的学者认为法律作为将宪法具体化的载体以及下位阶规范的制定依据和合法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其必须符合宪法;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法律缺乏抵触宪法的逻辑基础。其实，从宪法规定、位阶理论、制度基础和实践案例等方面，都可以得出法律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的结论。　　第三部分，构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和程序。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只能采取内部立法监督的模式，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积极作用，继续加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辅助作用。完善备案审查主体以及其他主体各自提请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以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理程序，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要负责制作审查工作报告，必要时可以联合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审查制作，然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决定。　　第四部分，完善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和保障机制。通过实施法律草案审议阶段前置性程序的初步审查以及正式程序的再次审查，最大限度的控制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以减少法律应用于实践之后出现违宪的可能性。同时完善合宪性解释和宪法解释制度，促进其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衔接，保障被确认违宪的法律可以通过解释消除其违宪性，以推动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 民族联邦制   二元联邦主义   合作联邦主义   民族心理学  

摘要： 民族联邦制通过将特定民族占多数或聚居之地划为成员邦,一方面可以保障自治从而维系民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能消解分离的诉求,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民族联邦制面临着政治动荡时隐时现、国族建构举步维艰等困境。实际上,民族联邦制的逻辑预设是传统的二元联邦主义。当联邦主义的核心在当代不可避免地从“二元”走向“合作”之后,基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民族因素的渗透使得联邦与成员邦之间的共治与合作最终都走向了零和政治,从而诱发了政治动荡,并阻碍了国族认同的建构。此外,民族联邦制的制度设计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困境,例如将民族自治与成员邦自治混同,将管理成员邦经济社会等事项的属地权力视为特定民族的权力等。

摘要：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关于检查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综合意见，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整改措施，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整改落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关于“强化学习宣传，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民族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关键词： 通话记录   通信自由权   基本权利限制   合宪性解释  

摘要： 随着通信发展的日臻成熟,电子通信成为当代信息交流最主要的沟通方式,个人通话记录是信息交流的证据,它直接真实地反映通话主体个人通话活动状态,甚至可以间接反应个人生活活动状态,因此极具私密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会出于审判需要,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补充相关证据在证据链上的缺失,尽量还原案件事实,以求达到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然而近几年,地方法院依职权到电信公司调取当事人通话记录经常被电信公司拒之门外,如此一来,调取通话记录是否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通信权,是否与《宪法》第40条保护的权利相悖,在宪法理论层面就发生了概念上的模糊。调取通话记录是否侵犯公民通信权,首先通话记录需要在宪法层面上划归为通信权,界定通话记录在宪法上的性质,可以借助基本权利竞合理论,梳理通话记录与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之间的关系,以及从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引申开来的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明确通话记录属于通信自由权这一宪法属性。当概念有一个准确定位,那么法院作为调取通话记录的主体,这种调取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虽然法院对通话记录的调取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但调取通话记录与法院的调查取证权事实上就是法院调取证据类型的一种,明确调查取证权的法律属性以及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方式,也就明确了调取通话记录的法律属性。法律虽然允许调取证据,但是由于通话记录证据类型的特殊性和隐私性,还需要进一步限制使用这种权力,论证宪法通信自由权对法院通话记录的限制。通过分析基本权利限制的合法性要件,厘清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与宪法上通信检查的关系,证明法院调取通话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干涉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其存在又非常必要。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去论证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合理必要性,给法院调取通话记录找一个合宪性解释,并研究如何构建与完善调取证据的制度与程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目的。本文通过完善法院调取公民通话记录制度、明确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权利边界、明确法院适用调取证据的程序和诉讼类型,构建和细化法院调取通话记录制度与程序等途径,寻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点,即法院如果合理地行使调取通话记录权,公民的通信自由权未受到实质侵害,或者说让渡通信自由权相较于公共利益来说,不足以构成“侵害”一说,也就不会把法院置于“违宪”的尴尬处境。

关键词： 邮电加价   地方自治   邮权   央地关系  

摘要： 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联后,万国邮联马德里会议于1921年决定上调邮资标准;中国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成功收回客邮后,邮政主权逐步独立,邮电业快速扩张,成为了北京政府垂直管理部门中仅有的盈利见涨单位;为缓解中央财政的亏空,邮电加价成为北京政府的理想选择。联省自治运动下的地方政府不仅时常截留中央税款,对损害地方利益的邮电加价政策更难予以支持。为此,邮政总局于1922年8月向交通部递交上调邮电价格申请。对此,交通部因加价涉及面广而意见不一。在邮政总局从邮资标准、书籍新闻纸优惠惯例、影响对外关系等方面予以解释之后,交通部原则上同意了加价申请;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制订了以影响对象有限、偏远邮路运输及其人力成本支出亏损等调研结果为加价依据的异议回复预案。交通部宣布邮电加价政策于11月1日正式施行。加价政策出台后,以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为代表的省份,因其是邮电亏损的受益者,故而不便反对;以东三省、广东、湖南、四川、安徽、福建等省份,因邮电收益颇有盈余及其用途不明,担忧有损自身利益,遂以自治省份自主为由,表示强烈反对;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以加价符合发展需求,反对地方干涉邮政,主张加价。以英、美、日为代表的在华列强意图恢复客邮,以危害自身利益为由质疑加价,但在获得交通部降低邮资标准的承诺后不再发声。反对加价省份的地方法团,多以损害地方自治,削弱商业发展,影响教育与文化普及等为由,向本省政府请愿,反对加价;在遭到北京政府拒绝后,反对加价的地方政府直接宣布禁止加价,地方法团也提出了自办邮政、创办民局等方式进行抵制。沉默省份未有任何具体反应;支持者则明确表示加价并非不可接受。针对反对加价政策意见,邮政总局一方面强调加价必要性,另一方面授意各省邮局采取某些强制手段来施行加价政策,并以签订低邮资条款来换取日、美的沉默。然而,随着禁止加价省份和地区的不断增加,反对声音占据了舆论的主流,甚至于北京政府内部加价异议声音也愈发明显。反对者势力强大,沉默省份袖手旁观,支持者势单力薄,北京政府于1922年12月28日内阁会议上被迫暂缓加价政策,交通部随即发文取消加价,邮电加价政策归于失败。加价政策不仅未能改善财政,反因各方抵制而使邮余减收;新旧邮电收费政策并行,商民生活不便;地方分裂加剧,中央邮权削弱;为换取日美等的沉默付出的低邮资代价,日邮的“死灰复燃”,导致国营邮政市场的萎缩和国家邮权的受损。加价政策夭折,不仅损害了中央政府权威,还使地方政府获得了自主保留加价项目的权力,为之后地方政府频繁变更邮资埋下了祸根,是削弱乃至控制国家邮权的开端,加剧了国家分裂和社会混乱。

关键词： 新时代   新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制度优势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充分考量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创造了适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少数民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进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政治形式。新时代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适应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经济条件、民生实际和文化发展特点,释放了制度运行的灵活性,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在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实践一再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好制度。论文以新时代新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研究课题,结合新疆发展实际,从制度完善与发展的视角,研究分析了该制度在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经过分析,可以得出新时代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新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条件。论文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结合新疆实际区情,分析了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以及实践历程;二是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成就;三是在上文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四是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疆如何更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进一步彰显制度活力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新时代   坚持   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伟大创举，在我国的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过去一段时间，有人对于其地位、内涵与目标等方面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贯彻落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要想继续坚持和完善好该制度，进入新时代，必须做到一以贯之，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必须保证一断于法，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必须始终一心为民，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须坚持一体复兴，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关键词： 政党引领   城市基层治理   政党治理功能   政党与社会关系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的空间性存在,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逐步转型、利益集团的互相博弈,不断扩张、更新与重组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各类权力关系,使得政党与社会地位关系此消彼长,社会治理也面临组织体系分割化、内生要素离散化、治理单元多样化等多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单一功能未能完全适应此类变化。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以社区制为主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中重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权威有效注入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同时也要遵循城市基层社会自主性原则,不断关注与容纳多元主体的活力,真正发挥政党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引领功能。本文以政党引领功能为研究对象,拟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系统分析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党引领功能。现有的研究成果尚没有对“政党引领功能”进行明确的界定,也未能基于多种理论视角对政党引领功能的全方面进行系统地阐述。而如今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基层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自身的引领功能也是国外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因此,本研究便旨在提出并明确“政党引领功能”的意蕴,并通过纵向梳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化,概括社会转型期治理结构存在的困境与政党功能的弱化,基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嵌入、整合、联结三个方面对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党引领功能进行全面解释,从而揭示政党引领功能的最终目的,即服务和培育社会。本文认为,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要推进城市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结合中国政党发展的独特规律与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优化政党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引领功能发挥,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绩效提升与执政地位巩固的互动共进。

关键词： 列宁   民族自决权   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化  

摘要： 当前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分裂主义势力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已经产生沉重的教训,造成一些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事件频发、难民问题日益增多等。同时,国外反华势力试图通过挑起中国的民族矛盾来达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目的,他们一方面鼓动中国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在舆论上也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攻击。这促使学界对民族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自决权、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比如,民族自决权等同于民族“分离权”吗?民族文化自治能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吗?民族区域自治是否过时了?事实上,正是对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不正确认识及不当运用才引发了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经典文献论证民族自决权、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适用的特定背景与条件,进一步厘清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涵及其中国化进程,以正视听。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以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第一部分梳理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内涵及其主要观点,还原其产生的特定条件和背景,分析了该理论的发展进程;第二部分论述了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实践探索,积极寻求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方式,对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确立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来践行民族自决权理论;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认识,分析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阐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学习、理解和阐释;第四部分主要论证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经历了由主张“民族自决”到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艰辛探索。第五部分总结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启示。综上,通过对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我们有力驳斥了民族分裂势力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曲解和误读;同时,要警惕民族文化自治的自由化倾向,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继续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