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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云南民族   民族自治   跨境民族   民族成份   亲密融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特有民族  

摘要： 云南是全国民族成份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的民族工作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云南民族工作成绩突出,这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这一最可宝贵的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关键词： 区域协同立法权   权力限制与保障   模式选择  

摘要： 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立法方式,在政策形态、规范表达和实践样态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别为概念不明确、立法主体不明确、权限不明确,与行政区划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具有违宪风险、立法内容混乱、立法模式混乱、立法程序缺失。所谓区域协同立法权是指地方立法机关在跨行政区划的、具有共同立法法益的事务上,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以及对等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制定、修改、废止、解释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主体上,该权力的主体包括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权限上,该权力至少可以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的范围内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在合法性上,该权力是在现行立法体制下运行的,具有充实的法律依据。在特征上,该权力包括跨区域性、立法法益一致性、立法主体对等性、立法行为一致性等四个特征。在权力限制方面,区域协同立法权应在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一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引入辅助性原则,支持区域协同立法的地方探索、完善区域协同立法的配套制度,并通过法律解释使《地方组织法》相关条款的含义清晰化。同时还应重视正当程序的价值,完善区域协同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和立法听证制度。在权力保障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区域协同立法权的交叉备案机制、立法清理机制、立法监督机制和立法后评估机制。在区域协同立法权规范模式的选择上,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在区分不同的立法形态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的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具体内容为,在跨省省际立法和跨省市际立法中,应当坚持以区域合作立法模式为主,中央统一授权模式为辅;在省内市际立法中,应当坚持以区域合作立法模式为主,省级统一立法模式为辅。最后,本文提出应当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明确协商形式和确立协商主体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区域协同立法的协商机制,以适应以区域合作立法模式为主的区域协同立法趋势。

关键词： 罪数论   竞合论   单一制体系   区分制体系  

摘要： 我国现有两种犯罪竞合理论思路：一种以日本罪数论为基础框架；另一种主要借鉴德国竞合论。前者将犯罪竞合视为犯罪数量，造成罪之内涵多变。虽然后者优于前者，但是，我国刑法在处罚上不区分一行为犯数罪与数行为犯数罪。沉迷于讨论具体行为类型的处罚规则，容易忽视并罚方式多样性，将不同的立法划入同一阵营。“单一制体系/区分制体系”范式更适合描述现有各种犯罪竞合立法模式。我国刑法总则不规定想象竞合、牵连关系、连续关系，是采取单一制体系。

关键词： 美国   联邦制   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总统  

摘要： 2019年底爆发并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各国制度的有效性和政府的治理能力。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初期的抗疫失败引发了国内外学界有关联邦制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的争论。本论文在联邦制视域下对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措施进行回顾反思,以期对联邦制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美国宪法赋予各州公共卫生和安全的责任。从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来看,联邦制度本身既有有利于各州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灵活应对疫情防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应对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流行病的一面,其缺陷十分明显: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使得国家在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时不能形成合力,无法有效阻止传染病的蔓延,保障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但21世纪以来美国历次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的实践表明,美国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美国政府横向分权的制约、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因素、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反联邦主义的社会环境,以及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等各种现实社会因素叠加,是导致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   优势   民主集中制原则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民主的最新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三大优势。最显著的优势——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最稳定的优势——制度优势：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最显性的优势——治理优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科学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 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   宪法援引   合宪性解释   法律解释  

摘要： 如何发挥宪法实效、维护宪法权威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关注的议题。在司法裁判当中,任何法律的解释都需要符合宪法精神和价值,因此通过援宪说理来保证法律解释的合宪性成为了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近些年来,将宪法规范用于裁判案件的做法更加日常化、普遍化,不仅法官会主动援引宪法作为裁判结果的支撑,而且当事人也会选择将宪法作为诉讼请求的依据。大量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部分都有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彰显,合宪性解释是裁判文书援引宪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司法实践为合宪性解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分素材。但是,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查找和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的合宪性解释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混乱的状态,主要体现在宪法援引的随意性和论证薄弱两个方面。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法官援宪说理的动力不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少统一的合宪性解释理论指引,以及缺少合宪性解释的制度保障。因此,本文以合宪性解释为视角,研究合宪性解释的理论与机制,以期减少司法裁判中合宪性解释实践与立法、学理的扞格之处,为推动宪法适用的规范性与准确性略尽微薄之力。文章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裁判文书援引宪法规范的现状。通过收集整理已公开的裁判文书,可以看出目前存在着大量援引宪法规范的情况,并且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援引方式,这也体现着合宪性解释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援引宪法进行合宪性解释体现在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上,并且发挥着确定法律规范内涵、增强裁判合宪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挥基本权利间接效力四项功能。第二部分分析了合宪性解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究导致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总体上看,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合宪性解释模式,呈现出适用的随意化倾向,对于被援引的宪法条款论证不充分,甚至缺失了必要的论证步骤,这些问题都削弱了合宪性解释的效力,甚至损害了宪法权威,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则包括缺乏宪法法律性认识、缺乏合宪性解释理论和制度。第三部分研究了当前理论界关于普通法院合宪性解释的重点争议,包括合宪性解释是否以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为前提,合宪性解释属于法律解释抑或宪法解释,以及合宪性解释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第四部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论证了在我国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下应当如何完善合宪性解释的问题。首先,需要让合宪性解释的规范功能和裁判功能得以更好发挥。其次,需要明确合宪性解释的启动前提和适用标准,避免实践中援引行为的随意与混乱。最后,在具体适用上,需要遵守统一的适用规则,不能逾越规定的界限。

关键词： 政府规章   立法权限   调整措施   私权利   边界  

摘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目的是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省级政府规章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法权限自然需要加以明确。明确省级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有三方面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省级政府明晰可以立法的事项范围和立法目标;二是有助于国务院、省级人大常委会更好地开展备案审查等立法监督活动;三是有利于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学理上,立法权限主要包括调整范围和调整措施两个方面,对于省级政府规章而言,无论是调整范围还是调整措施都存在亟待明确或完善的方面。在调整范围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职权几乎上下一般粗,国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缺乏明确的立法调整范围界分,经常就同一事项分别制定规章,难免出现相互冲突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调整范围——“地方性事务”,与政府规章立法调整范围——“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界限一直混沌不清。在调整措施方面,三大行政行为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总共仅授予省级政府规章“警告、通报批评、罚款”和“临时行政许可”四项调整措施,边界相对清晰,主要问题是在应对共享单车乱停放、广场舞扰民等社会治理问题时,因缺乏强有力的调整措施设定权而使规章的实施成效大打折扣。但2015年修订《立法法》,新增加第82条第6款,明确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形下,政府规章不得创设减损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也即剥夺了政府规章创制性立法权。但“上位法依据”指的是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甚至包括地方组织法的职权规定,还是必须得有具体授权或具体措施性规定,因无权威的立法解释,意见分歧很大。减损相对人的权利或增设其义务,与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设定之间是何种关系也是模糊不清。司法部在开展政府规章备案审查时,按照严格文义解释口径认定上位法依据,且规章只要作修订,哪怕只修改一条,也要对整部规章创设权利义务情况进行审查,一旦发现缺乏上位法依据,即责令整改。这不仅导致新制定类规章数量大幅下降,同时,政府规章总的数量上也急剧下降。这只是政府规章在项目结构和数量上的变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对社会性事务进行规范的创制类政府规章消失了,意味着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富活力、数量极为庞大的政府规章正在悄然走上一条消亡之路。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条款越来越全面细密的情形下,制定实施性规章的空间和意义也变得极为有限。地方立法实践中,抄袭上位法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专门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这是否意味着政府规章已完成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2015年《立法法》修改时偏偏又增加“设区的市政府”为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这不免让人疑窦丛生,无所适从!地方政府规章分为省级政府规章和设区的市政府规章两类,但本文仅探讨省级政府规章立法权,主要立足于扩大立法权边界的必要性、可控性等方面作了综合考虑。事实上,在立法权限方面,省级政府规章与设区的市政府规章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立法权授予的必要性上大不相同。省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域面积广大,管辖事务繁多,授予充分的调整措施开展社会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比较强。这从授予立法权的时间即可看出,省级政府于1982年即被授予规章制定权,而设区的市在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才被全面授予立法权。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仅授予省级政府行使立法权。第二,法定立法权限大小不同。设区的市政府规章立法的调整范围,仅仅局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三个领域,而省级政府规章立法的调整范围明确为“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基本等同于地方性法规立法的调整范围——“地方性事务”,没有特别限制。从调整措施上看,《行政许可法》仅授予省级政府规章临时许可设定权,而未授权给当时较大的市政府规章,自然也不包括后来增加的设区的市政府规章。第三,科学、规范行使立法权的能力不同。无论是立法机构及人员的配置,还是立法经验的积累和整合法学科研机构等立法资源的能力上,省级政府与设区的市政府都不可同日而语。在推进高质量立法,有效避免立法权的滥用等方面,省级政府的水平都要高出一筹。如在政府规章备案审查方面,省级政府可以更加平等、有效地与司法部、省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沟通协调。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即使大幅拓展省级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立法权的规范行使也是有一定保障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的当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治理压力,但又苦于缺乏有效地治理手段,而法律、法规一般都需要较长时期积累经验后才会进入立法进程,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效率高、措施有力的政府规章。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法律制度描述为“为应对经济

关键词： 地方自治   非正式   代理人   士绅  

摘要： 中国地方自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对于中国是否具有自治传统,学界就有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分别进行论述,从实际来看中国地方乡村的运行模式之中不能说不存在自治的因素,而近代山东自治体系主要体现在县级以下,县级以下的治理模式中,非正式代理人是乡村生活中的重要组织人员,以往我们常常关注其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即非正式代理人与村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事件,或是非正式代理人配合官府压榨村民,反而较少去描写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冲突,而且从他们的冲突中能看出近代以来地方制度的缺陷,以及国家对于乡村的影响。本文以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为主,通过非正式代理人的存在和变迁,诠释近代山东地方自治的历史演进及运行模式。本文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近代山东地方自治中的非正式代理人制度,非正式代理人的概念来自于李怀印先生的著作,主要指的是在县以下,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任命和俸禄,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桥梁的人,通过研读不同类型的观点,探讨非正式代理人的起源与发展,中央政府对于非正式代理人持何种态度,以及学界对于山东地方自治中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和评价,还有在实际的档案记载中非正式代理人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揭示非正式代理人在地方自治中的运行轨迹,根据学者们的评价提出初步定义,一般来说非正式代理人与乡村的士绅精英存在交叉关系,但无论非正式代理人是否可以被称为士绅,其背后有士绅精英的支持任职方能顺遂。第二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由于主体特定,加之档案材料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卢乡公牍》和《满铁农村调查》两书中寻找实际案例,探寻非正式代理人之间冲突的实际情况,《卢乡公牍》作为庄纶裔在莱阳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编订,其中案例较多,《满铁农村调查》主要是对济南附近村庄农民的谈话调查,因此较少体现村中代理人之间的冲突,被采访者也力图打造一个少争讼,平稳和谐的乡村社会。但近代山东动荡的社会环境也让一些冲突无可避免的被揭示出来。第三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主要就是个人私利和公共事务,由于非正式代理人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间段能够获取超过支出之外的利益,也有权力,因此个人与家族都希望能够获得该职位因而产生冲突。公共事务也与私利有所联系,当非正式代理人侵占公共财物谋取私利时,其他非正式代理人自然也受到了损害,联合起来上禀县政府要求处罚革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体现了基层自治主体之间的博弈。第四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的消亡,主要体现在制度变革和社会环境两点,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探使得地方自治受到抑制,国民政府为加强其在基层的权力,势必表面民主自治而实际上集权统治,将非正式的人员转为正式人员并加以役使;另一方面是战争频发,严酷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自治所需的环境荡然无存,赋税和劳役的增加使得代理人和民众无力给付,最终整个基层社会都处在分崩离析的危机中。第五部分反思并总结了近代以来山东地区自治的情况,对于正式制度和“实体治理”之间的差别和配合有了更深的体会,启示代理人在面对基层自治产生的自发行为和准则时要耐心分析探究,不可生搬硬套。

关键词： 寻衅滋事   治安处罚   合宪性解释   基本权利  

摘要： 自2013年以来,寻衅滋事罪成为继流氓罪之后的又一个明显的“口袋罪”。为了与刑事罪名相衔接,治安处罚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应运而生,并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加以规范。但是因表述方式的模糊性,法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欠缺明确的标准,尤其是第26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设定明显扩张了司法机关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范围。同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并未以宪法为考量依据,导致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被过度限制的风险。这不仅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从宪法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予以限缩解释,确定相应规范的指向,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条款的滥用予以规制,从而规范法院的裁判活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梳理裁判文书可以看出,近年来因寻衅滋事纠纷而进入到行政审判中的案例数量逐渐增多,这为分析司法实践中有关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类型、认定结果、法院引用宪法等基本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其中,言论型案例与宪法关系密切,更具鲜明的宪法色彩,故以言论型案件为分析对象,能够更好地实现宪法与部门法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整理法院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等信息,能够总结出司法机关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特点,比如法院认定的行为类型多样、相对人胜诉的案件数量占比少等。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已经有意识地将宪法精神融入到司法裁判中,这对于保证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认定的合宪性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司法机关的宪法援引尚停留在形式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方面,法院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扩大化解释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法院的认定标准具有随意化的缺陷,并未对相对人发表言论的行为如何构成寻衅滋事予以充分的论证,存在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危险。要想解决上述缺陷,宏观上来看必须将整个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放在宪法秩序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宪法上讨论基本权利与寻衅滋事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面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司法机关在进行宪法考量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法秩序统一原则,最重要的是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找到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以平衡基本权利与公共秩序的冲突。从具体规则的构建来看,首先,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司法认定应当严格把控构成要件的合宪性,法院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都应当作合宪性解释,形成严密的论证逻辑,以增强裁判论证说理的充分性。其次,司法机关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将公共秩序与基本权利进行优先性比较,确定是否应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其中,具体的合宪性解释规则在要素权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则在单纯解释规则中,法院应将宪法规范的意旨注入一般法律中;二则在冲突规则中,法院应当选择多种解释方案中最符合宪法的解释。最后,司法机关应当始终保持对兜底条款适用的“谦抑性”,正确划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内部类似规范的适用界限,避免兜底条款适用的“口袋化”。综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建构具体的认定规则,规范“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

关键词： 立法变通权   自治立法   立法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   贵州省  

摘要： 立法变通权指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按照区域实际和民族特点,依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变通,体现出法制统一框架内立法针对民族地区差异特点的积极调整与适应。立法变通权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是自治立法权的关键内容。立法变通权是联结法律普遍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实际的桥梁,目的在于满足本地区法治诉求,保障法律法规在当地深入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更好更快发展。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基本理论。本文从立法变通权的理论分析开始,依次对立法变通权的概念、本质特点、设置依据、意义等问题进行阐明,解答“立法变通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变通”、“如何变通”等基本问题,为后文研究打好基础。本章对立法变通权设立的深层机理进行剖析。法律多元理论、权利平等理论、共治与自治理论是立法变通权的理论依据;民族地区的历史治理政策与现实发展状况是立法变通权的客观背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法变通权的制度根源。第二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法律规范的分析与完善。本章将对立法变通权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首先,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相关部门法的具体法律规定进行总结与解读,从而对立法变通权的行使主体、依据条件、权限范围、立法程序、效力位阶等问题进行准确界定与具体分析。然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提出针对立法主体、立法程序、监督机制的完善思路。第三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实践的分析及存在问题。本章对立法变通权的实践应用与存在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对立法变通实践成果——自治立法进行深入分析,全面反映立法变通权行使的状况、成效与不足、问题。并以内蒙古自治区和贵州省为具体案例,对两省区自治立法的制定实施和变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分析发现,立法变通权在提高立法有效性,解决区域特殊问题,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发展与稳定等方面起到积极效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立法变通权认识的不足与偏差;立法内容重复较多、特色不突出;立法程序规定缺位,立法程序机制不健全;立法技术不够成熟;立法人才队伍薄弱等问题。第四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实践的完善对策。本章针对立法变通实践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与建议,以使立法变通权的规范完善与有序运行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互动机制。具体包括:第一,在思想认识方面,提出立法变通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维护法制统一为前提,以民族与区域因素为依据。不断加深对立法变通权的认识,提高变通权行使的主动性与水平。第二,在立法质量方面,立足于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满足重点领域立法需求,合理吸纳习惯法的积极因素,充分实现立法变通权的功能。第三,在立法工作程序方面,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提高立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第四,在立法技术方面,要加强立法协调性,规范立法语言,统一立法形式。第五,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关系。第六,加强立法人才队伍建设。本文从立法变通权的具体规范与实践应用两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结合具体案例的调查分析,总结出立法变通权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建议。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规范、有效地行使,有助于将法治营养输送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践中,提高民族事务的法治化治理水平,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团结稳定与全面发展提供科学的法治体系保障。